博文
SARS后中国社会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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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已经过去六七年。几年来，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在经历一些重大事件后，我们的国家变得日益强大，民族进一步自信，媒体进一步成熟。即使面对像2008年那样的汶川地震、低温冰雪冷冻灾难等......今天，我在查资料时，无意中我打开了2004年上研究生课程时做的一篇作业，读起来仍然很有味道。现贴出来，大家可以与几年前的中国社会做一个对比......
2002年底，一种不明疾病悄然偷袭了广东省。几个月后，这种被命名为SARS的致命传染病在中国内地多个省份大规模爆发，并波及香港特区、台湾省和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还从未有一种疾病使中国如此恐慌。专家说，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SARS，所以仅从SARS自身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SARS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在应对SARS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像一面折射的镜子一样以放大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沉淀和运转的不协调。随着SARS恐惧的逐渐消退，人们正在回味、反省着这一切，检查我们社会的病象，对一系列来自制度、法律、精神、科技、道德、伦理、心理等病象进行诊断和治疗，以期在以后遇到类似于SARS这样的灾难时，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处在束手无策、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之中。
2002年底，一种不明疾病悄然偷袭了广东省。几个月后，这种被命名为SARS的致命传染病在中国内地多个省份大规模爆发，并波及香港特区、台湾省和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还从未有一种疾病使中国如此恐慌。专家说，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SARS，所以仅从SARS自身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SARS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在应对SARS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像一面折射的镜子一样以放大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沉淀和运转的不协调。随着SARS恐惧的逐渐消退，人们正在回味、反省着这一切，检查我们社会的病象，对一系列来自制度、法律、精神、科技、道德、伦理、心理等病象进行诊断和治疗，以期在以后遇到类似于SARS这样的灾难时，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处在束手无策、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之中。
一、 面对SARS——恐惧、焦虑、哀伤、希望
SARS不期而至，在广东以外一些地区甚至愈演愈烈，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同类病例。 还没有研制出特效药，病毒却在不断变异。在香港，病人合并腹泻比例从广东的25%上升到70%；在北京，用广东探索出的大剂量激素退烧抗炎效果却不明显；一些新发病例的国家，发烧已不是疾病首发症状。人们恐惧、焦虑。
广东一名SARS “毒王”是一个海鲜批发商，经营一家酒楼。1月31日晚进驻中山二院治疗，结果后来接诊他的放射科教授、呼吸科主任全部病倒，谁沾到他都发病。他自己的21名亲属、医院40多名医务人员，连救护车司机、担架工人、推轮椅的护工都无一幸免。“毒王”转送到中山三院，又放倒了20多人。在北京，SARS病人也使众多的医护人员感染，全国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比例达到整个SARS发病人数的1/4左右。很多医护人员倒下了，自觉进病房“隔离”了，他们甚至连剃须刀、拖鞋和替换的内衣裤度没有备齐。医务人员感染后，医院的护工全被吓跑了，连工资都不拿，没有护工照顾他们。救人的医务人员也病倒了，人们更加恐惧。
传闻医院病区收满了病人，非常危险，人们不敢去医院。在北京人们看到救护车在穿行、鸣叫；人们纷纷戴着口罩，加层越来越厚；到处在消毒，过氧乙酸的的味道刺鼻难闻，几乎快把人们熏倒；出入任何场合都必须检测体温；一切公共的聚集活动被取消；宾馆、餐馆冷冷清清，大多服务人员放假回家；学校停课放假，大学封闭管理；街上行人、车辆稀少；公共交通出奇地人少、没有了平常拥挤的场面……车水马龙的城市瞬间陷入一片恐慌、焦虑、哀伤、无助的境地。
2月10日广东出现了抢购。《羊城晚报》刊登第一篇政府公告，称广东出现一种“非典型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报纸发出两个小时后，白醋、红醋、陈醋就脱销了。广东创下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纪录。 2月11日，在北京的一些邮局打包邮寄的箱子已经卖光了，大多是给广东寄白醋和板蓝根的，广东牵动了全国的消费市场。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的安民发布会消息上了各大报的头版。医生开始抢购“达菲”， “达菲” 断货了。有谣言称SARS是缺碘引起，联系到美伊即将开战，好多市民在连夜排队买米买盐买油。
5月1日前的北京，出现了抢购和传闻。4月20日后，随着北京SARS疫情的发展，商店里的消毒药水、洗涤用品、食盐、方面食品、防护用品等陆续脱销，医院、药店的一些传闻具有抗击SARS作用的药品断货；人们不断地喝中药水，喷雾、不断洗手；封城、空中撒药等传闻也引起一阵骚动……
面对SARS，人们在极度恐惧、焦虑、哀伤中寻求希望。
面对SARS，人们在极度恐惧、焦虑、哀伤中寻求希望。
二、对SARS敬畏的背后
今天，中国依然身处一个科层制和等级制的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人多；可决策者却总是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突然发生了，某些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承认发生了灾难的事实，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良知、职业道德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
当SARS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原因很简单，自己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实际上，这种漠然由来已久，煤矿的瓦斯爆炸、“毒米”吃死人等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并没有真正激动过。一直要到SARS在北京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SARS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
当SARS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原因很简单，自己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实际上，这种漠然由来已久，煤矿的瓦斯爆炸、“毒米”吃死人等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并没有真正激动过。一直要到SARS在北京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SARS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
我们的对手SARS就在我们的身边却不露痕迹，渺小得令人忽视却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聪明。SARS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通道。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和变异、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视同仁，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在它的背后，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更让人们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一切完全是从自己出发。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的情形以后。看清楚SARS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180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SARS是免费的，就连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
这样来看，人们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以及因这种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
三、说实话引发抗击SARS的转机
三、说实话引发抗击SARS的转机
当中国政府有关政府官员在隐瞒北京的SARS疫情时，蒋彦永以一个退休医生的职业道德，向社会揭露了实情，从而引起中国SARS防治工作的大转折。有人说，是他把千百万人从SARS中拯救了出来。他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闻名的人物。下面是2003年4月4日他用email发给CCTV4和凤凰电视台的信。
各位：
近日来有关SARS的报道已经充斥香港新闻，国际上也十分重视这一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大事，做了大量的宣传，以使大众对此问题有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对人类负责的、很正常的工作。
昨天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后来他提供的数字说，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人格标准都不要了。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下面我给各位提供一些我了解的很局限的情况：
301医院在两会刚开会时，遇到一位老人来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就转到302传染病院去治疗。当时302医院也没经验，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十位医生护士被传上了。那位老人因病情太重，入院两天就病故了，他的夫人也很快入了302医院，但也在短期内病故。就在此时，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不久，301医院的肝外科收了一个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情况，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2位医生、3位护士被传上此病，幸好得到及时治疗现在都在康复中，肝胆病房被迫关闭。301医院还有其它几个病房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医护人员被传上，病房关闭，301医院的幼儿园也已关闭。
昨天我看了新闻后就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的同道咨询，他们也看了新闻，说张所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309医院已经收治了近40例SARS病人，到昨天已有6人死亡。
我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属实，我对此负责。?
蒋大夫 (发于2003年4月4日)
昨天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后来他提供的数字说，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人格标准都不要了。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下面我给各位提供一些我了解的很局限的情况：
301医院在两会刚开会时，遇到一位老人来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就转到302传染病院去治疗。当时302医院也没经验，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十位医生护士被传上了。那位老人因病情太重，入院两天就病故了，他的夫人也很快入了302医院，但也在短期内病故。就在此时，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不久，301医院的肝外科收了一个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情况，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2位医生、3位护士被传上此病，幸好得到及时治疗现在都在康复中，肝胆病房被迫关闭。301医院还有其它几个病房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医护人员被传上，病房关闭，301医院的幼儿园也已关闭。
昨天我看了新闻后就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的同道咨询，他们也看了新闻，说张所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309医院已经收治了近40例SARS病人，到昨天已有6人死亡。
我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属实，我对此负责。?
蒋大夫 (发于2003年4月4日)
后来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对蒋彦永进行了专访， Susan认为，他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对“医生”这个职业看得很重。Susan把采访内容在4月8日晚上贴到网站上，当时他们意识到它很重要，但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文章发表之后的第2天或第3天，WHO官员来北京，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当时还用谣言来引用这个信息。在北京呆了5天后，他们也开始对数字有所怀疑。12天之后，中国卫生部就改变了政策。
1931年出生的蒋彦永退休前是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SARS大规模影响产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医院，才知道了有人得了SARS，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这个名为SARS的传染病开始引起蒋彦永的关注，但作为一名不可能接触到传染病一线的外科医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SARS，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数次重复中国局部地区的SARS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坐在电视机前的蒋彦永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讲话，“12例”这个数字与他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 第二天，蒋彦永遇到了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两位前领导，谈起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大家一致认为有问题。4月4日301医院也宣布有46个SARS病人，得知此讯，蒋彦永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4月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实了301、302以及309几个军队医院确诊与疑似的SARS病人数分别是：46、40、60。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
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时间，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
4月10日，WHO（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WHO派专家组赴京调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继续了乐观的说法，表示“当天通报的疫情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例数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4月10日，蒋彦永在参加燕京校友会理事会时，得知儿童医院已有两个患儿染上SARS，他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对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协和医院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感染SARS在中国去世后，和他接触过的人“还在到处跑”，那位芬兰人的秘书来看特需门诊，就被诊断为SARS，因为协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所谓“就地消化”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佑安）都已经收满。4月11日，蒋彦永将这些情况向院方做了介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各医院自己“消化”SARS病人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建议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4月16日，WH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先后有两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告之WHO官员确认了他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数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四、抗击SARS中突现科学精神
2003年的春天，在广州，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他们站在抗击SARS的最前沿，他们让我们感到了责任、奉献、良知、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和人的尊严。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从河源转来的特殊的危重肺炎病人。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一家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医生们震惊了。66岁的呼吸研究所专家钟南山也震惊了。作为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诊治方面的国际级权威，广博的知识与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钟南山，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马上指示将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要求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卫生厅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根据中山市的报告，他们那里也出现了类似河源的“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看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当务之急应该弄清这种病的症结所在，找到预防与治疗方法。”钟南山说。
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SARS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1月31日，除夕之夜，一份来自广州市卫生局的紧急通知将广医一院指定为SARS型肺炎病人收治医院。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小时，4名SARS型肺炎病人就从其他医院转来。医院连夜召集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进行紧急部署。 2月1日，大年初一，广州医学院领导到广医一院进行新春慰问，将抗击“SARS”作为重大工作进行部署。2月8日，8时30分，广医一院正式成立了以叶广春院长挂帅的SARS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向全体医务人员发出总动员。
整个春节，广医一院全院职工放弃了休假。紧急制订印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上报和防治工作指引》、《关于做好SARS型肺炎诊疗工作的指引》、《关于认真做好SARS型肺炎标本采集和死亡病例报告工作的指引》等一系列内部工作程序，为临床科室提供诊疗规范和操作指引；紧急采购抗病毒和抢救药品、呼吸机和抢救设备、消毒物品，加强消毒和隔离管理，启动消防应急排烟系统，加强通风换气，配置营养餐。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为SARS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钟南山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他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于是，被“毒王”感染、又再次感染了十几人的外院司机送来了，多器官衰竭的加拿大籍青年从深圳送来了，中山二院、中山三院、市八人民医院、市二人民医院、广医二院、儿童医院等医院的专家送来了……面对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顾不得与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亲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
抗击“SARS”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信心，但科学毕竟是科学，不能拿口号来解决问题。在北京，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在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钟南山认为，广东防治“SARS”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SARS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三是及时将危重SARS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有关SARS的病原体之争，使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与钟南山院士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洪涛院士坚持衣原体说，钟南山院士坚持新型病毒说。5月23日洪涛院士通过媒体表示，冠状病毒是SARS型肺炎的元凶。学术上的分歧似乎已经分出“胜负”。但在网络上对洪涛院士非议颇多，甚至有人提出要罢免他的院士资格。这时，钟南山却挺身而出，回到学术本身，提出“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 钟南山给某些喜欢“泛政治化”的国人泼了冷水。
五、没有了“红包”的白衣天使
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时间，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
4月10日，WHO（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WHO派专家组赴京调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继续了乐观的说法，表示“当天通报的疫情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例数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4月10日，蒋彦永在参加燕京校友会理事会时，得知儿童医院已有两个患儿染上SARS，他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对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协和医院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感染SARS在中国去世后，和他接触过的人“还在到处跑”，那位芬兰人的秘书来看特需门诊，就被诊断为SARS，因为协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所谓“就地消化”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佑安）都已经收满。4月11日，蒋彦永将这些情况向院方做了介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各医院自己“消化”SARS病人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建议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4月16日，WH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先后有两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告之WHO官员确认了他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数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四、抗击SARS中突现科学精神
2003年的春天，在广州，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他们站在抗击SARS的最前沿，他们让我们感到了责任、奉献、良知、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和人的尊严。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从河源转来的特殊的危重肺炎病人。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一家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医生们震惊了。66岁的呼吸研究所专家钟南山也震惊了。作为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诊治方面的国际级权威，广博的知识与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钟南山，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马上指示将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要求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卫生厅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根据中山市的报告，他们那里也出现了类似河源的“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看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当务之急应该弄清这种病的症结所在，找到预防与治疗方法。”钟南山说。
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SARS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1月31日，除夕之夜，一份来自广州市卫生局的紧急通知将广医一院指定为SARS型肺炎病人收治医院。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小时，4名SARS型肺炎病人就从其他医院转来。医院连夜召集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进行紧急部署。 2月1日，大年初一，广州医学院领导到广医一院进行新春慰问，将抗击“SARS”作为重大工作进行部署。2月8日，8时30分，广医一院正式成立了以叶广春院长挂帅的SARS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向全体医务人员发出总动员。
整个春节，广医一院全院职工放弃了休假。紧急制订印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上报和防治工作指引》、《关于做好SARS型肺炎诊疗工作的指引》、《关于认真做好SARS型肺炎标本采集和死亡病例报告工作的指引》等一系列内部工作程序，为临床科室提供诊疗规范和操作指引；紧急采购抗病毒和抢救药品、呼吸机和抢救设备、消毒物品，加强消毒和隔离管理，启动消防应急排烟系统，加强通风换气，配置营养餐。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为SARS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钟南山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他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于是，被“毒王”感染、又再次感染了十几人的外院司机送来了，多器官衰竭的加拿大籍青年从深圳送来了，中山二院、中山三院、市八人民医院、市二人民医院、广医二院、儿童医院等医院的专家送来了……面对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顾不得与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亲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
抗击“SARS”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信心，但科学毕竟是科学，不能拿口号来解决问题。在北京，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在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钟南山认为，广东防治“SARS”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SARS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三是及时将危重SARS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有关SARS的病原体之争，使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与钟南山院士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洪涛院士坚持衣原体说，钟南山院士坚持新型病毒说。5月23日洪涛院士通过媒体表示，冠状病毒是SARS型肺炎的元凶。学术上的分歧似乎已经分出“胜负”。但在网络上对洪涛院士非议颇多，甚至有人提出要罢免他的院士资格。这时，钟南山却挺身而出，回到学术本身，提出“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 钟南山给某些喜欢“泛政治化”的国人泼了冷水。
五、没有了“红包”的白衣天使
由于少数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在平常人们的眼里，医护工作者都是一些收取“红包”的人物。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我们的白衣战士不仅没有收“红包”，而且显示了英雄本色，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无论在广东、北京，还是在山西、内蒙古，哪里有SARS，那里就出现由白衣战士。在抗击SARS的最前线，我们的白衣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轮流进入隔离病房工作；为了不传染家人朋友，他们自觉地“自我隔离”。开始是住在医院值班房，趁家人不在时偷偷“摸”回家，冲个凉又离开。后来连值班房都不住了，自己掏钱住酒店，因为不想传染给同事。
在广东抗击SARS的前线，有这样一大批普通医务工作者……
黄子通——把自己的肺亮出来。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2月16日抢救被“毒王”放倒的“二代毒王”感染后，一度病危送到广州市呼研所ICU。病愈后，他把自己住院期间的9张X光片当成SARS型肺炎的活教材，向年轻医生讲授治疗经验。 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到市第八人民医院，三个医院100多名医护人员接力救一个病人，50多个医务人员病倒，而且到了后期，所有医务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毒王”，仍然没有放弃抢救。 黄子通身兼急诊科主任，常年工作在最紧张的医疗前线，这次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是该院建院160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本人则是93名医护人员中病情最危重的一个。
无论在广东、北京，还是在山西、内蒙古，哪里有SARS，那里就出现由白衣战士。在抗击SARS的最前线，我们的白衣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轮流进入隔离病房工作；为了不传染家人朋友，他们自觉地“自我隔离”。开始是住在医院值班房，趁家人不在时偷偷“摸”回家，冲个凉又离开。后来连值班房都不住了，自己掏钱住酒店，因为不想传染给同事。
在广东抗击SARS的前线，有这样一大批普通医务工作者……
黄子通——把自己的肺亮出来。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2月16日抢救被“毒王”放倒的“二代毒王”感染后，一度病危送到广州市呼研所ICU。病愈后，他把自己住院期间的9张X光片当成SARS型肺炎的活教材，向年轻医生讲授治疗经验。 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到市第八人民医院，三个医院100多名医护人员接力救一个病人，50多个医务人员病倒，而且到了后期，所有医务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毒王”，仍然没有放弃抢救。 黄子通身兼急诊科主任，常年工作在最紧张的医疗前线，这次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是该院建院160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本人则是93名医护人员中病情最危重的一个。
张天托——自己给自己开药。2月1日抢救“毒王”当天，呼吸科主任张天托与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邓练贤、儿科主任王清文、医院感染科主任邓子德、传染科区护长王乔凤等一起病倒。在感染了SARS后，居然喝一口水都要分两次呼吸，回答医生查房提问时只能使用“晕”、“喘”等简单的单词。年初三中午，张天托与其他科主任轮流为呼吸停止、心跳停止的男童做徒手胸外心脏按压达4个小时之久，男童也曾两度心跳复苏。那晚，他的胸部很痛，已经被感染SARS。当时这种病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不明，传播途径不明，没有明确临床治疗方案。躺在病床上的张天托，经常要为其他同样病倒的同事会诊，为自己开医嘱打吊针。他在记忆中搜索出“肺鼠疫”这个名词，于是他给自己开了特效药四环素。用了4天不见好转，他又使用了对抗革兰氏阴性杆菌的“左旋氧氟沙星”，不久又换对抗产霉细菌的“马斯平”，听到社会上有禽流感传言，他试了试“达菲”，听到病毒推断，他给自己上了“病毒唑”，结合想到中医对病毒有一定的疗效，他在自己的处方了又添了“穿琥宁”。张天托当了一轮白老鼠。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试药经验，当有关方面宣布病原体是“衣原体”时，他大叫“不可能！”因为他已经给自己用过对衣原体有特效的四环素啦…… 张天托现在仍战斗在医疗一线上。
……白衣战士催人泪下的故事非常多。
六、SARS对封闭媒体的冲击
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才是一个具有真正免疫力的社会。SARS危机时期，我国的媒体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很多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经历了“沉默”和无所作为的“痛苦”阶段，随之又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并大有作为的“兴奋”阶段。“痛苦”的经历值得深刻地反省，“兴奋”的实践更应当全面地总结。我国媒体在短短几个月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下一步的媒体改革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媒体通过SARS报道，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而这种病毒比SARS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SARS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SARS的破坏力大许多倍。4月20日之后，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SARS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说法无疑会引起紧张和焦虑。
媒体通过SARS报道，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而这种病毒比SARS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SARS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SARS的破坏力大许多倍。4月20日之后，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SARS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说法无疑会引起紧张和焦虑。
SARS在某些西方媒体上，已成为一种政治报道的符号。西方不少媒体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SARS，意图在公众中激起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关注。 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SARS新闻更多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西方媒体大部分对中国持一种主观的攻击态度，其主要的“攻击点”就是所谓“中国没有及时将SARS疫情控制住，没有公开疫情状况”。很多西方媒体希望通过这点，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信用，并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 《华尔街日报》在3月份提出“隔离中国”，引起一些国人愤怒，但理性告诉我们，“隔离”正是防止SARS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且全球110个以上国家事实上也确实“隔离”了中国人。 对于新闻舆论监督，有利的是被监督对象所在的那个社会，因此无论它是本地的、跨地区的、还是跨国的，越来越开放的中国领导人、媒体和公众已经有气度接受和欢迎这种对我们改革和发展成本最低的兴利除弊之举。
4月20日后，整个国家的SARS信息披露终于走出内外有别的误区，但是，这些富有诚意的举动，在开始一周里，并没带来人心的迅速安定，反而使恐慌进一步蔓延。因为公共讨论空间的建设和形成有个滞后过程，讨论和交流至少需几天时间，人们才能对所公布信息有较理性的认识，据此采取理性行动。我国各级政府在及时、全面、准确发布信息的同时，还给媒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进行广泛报道和讨论，逐步形成自由的公共空间，给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挤掉了谣言、各种无用信息和消极意见，自动过滤出很多有用信息和积极建议。
要使新闻媒体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现行的新闻传播的管控规则就应该转型，由过去的“官本位” 转变为“以民为本”。
七、SARS映照下的“精英社会”
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面对SARS一类灾难需要的心态。面对SARS，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出现了许多与主流价值观不相符合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行为”，他使公众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大打折扣。
SARS爆发期间，出现了许多不负责人的求医和避难者。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就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真正的普通百姓，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
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他们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这次在SARS面前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令人们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SARS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电视实况转播，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SARS，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当然相信，今天的情况绝非如此，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SARS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SARS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同样，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很崇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医生，在2月8日接诊“毒王”上呼吸机时被毒倒，病重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时，晕倒在洗手间里半个小时没人理。那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医生护士基本不进隔离病房，查房时就在门外用对讲机：“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也是医生了，想要什么药？我给你开。” 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更绝，查房时将调查表递进去，让病人自己打勾：“有无退烧”、“有无腹泻”、“有无咳嗽”、“痰中有无带血”。有些医生对自己病倒的同事说：“你自己就是专家，现在请你用听诊器听听自己的肺……” 。一位摄影记者的远亲，全家都感染了SARS，儿子在胸科医院，他们夫妻则到另一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治疗。隔离期间，医生护士根本不理我们，按急救铃1个多小时都没人来……爸爸的没有挺过来。夫妻下了岗，欠医院十几万医疗费，医院就把死者骨灰扣着：“不还钱就别想要骨灰……” 。
有许多事情，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SARS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这种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社会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SARS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SARS，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当然相信，今天的情况绝非如此，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SARS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SARS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同样，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很崇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医生，在2月8日接诊“毒王”上呼吸机时被毒倒，病重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时，晕倒在洗手间里半个小时没人理。那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医生护士基本不进隔离病房，查房时就在门外用对讲机：“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也是医生了，想要什么药？我给你开。” 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更绝，查房时将调查表递进去，让病人自己打勾：“有无退烧”、“有无腹泻”、“有无咳嗽”、“痰中有无带血”。有些医生对自己病倒的同事说：“你自己就是专家，现在请你用听诊器听听自己的肺……” 。一位摄影记者的远亲，全家都感染了SARS，儿子在胸科医院，他们夫妻则到另一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治疗。隔离期间，医生护士根本不理我们，按急救铃1个多小时都没人来……爸爸的没有挺过来。夫妻下了岗，欠医院十几万医疗费，医院就把死者骨灰扣着：“不还钱就别想要骨灰……” 。
有许多事情，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SARS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这种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社会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SARS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SARS，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亚洲华尔街日报》预言，“SARS可能成为中国政改契机。”对SARS的处理做法可能帮助新一代领导人建立权威，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确定重要标准。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从批评和怀疑转变为理解和支持。这场公共健康体系危机是否真的能够创造改革良机？
八、从抗击SARS看与时俱进
国内不少学者提出，应该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也有危机应对机制，只不过危机的性质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危机大多被定性为事故或“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危机的角色是中层干部，加上技术专家。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时候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依托的是上下级间的科层制，使用的撒手锏是罢免和升迁，往往是上司雷霆震怒，下级雷厉风行，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可能是打破官僚主义或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中，媒体并不参与，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
SARS充分显示出当今社会危机的性质已经改变。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相比之下，它究竟会造成多大的GDP或外商投资损失甚至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SARS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一个处处透风的现代社会，真相已经不可能只在体制内传达，刻意地隐瞒反而助长了谣言的泛滥和公众的恐慌心理。SARS最初发现在中国，但是其传播和影响已经遍及全球。介入和关注这一事件的还有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政府、外国游客、外国商人，甚至从海外媒体获得信息的普通公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从这一意义上讲，SARS是一次预演。
对比新旧危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并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的事件，危机是全社会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一个特殊时期，认清新危机的性质，才能够帮助我们共渡难关。危机是复杂系统的突变，而不是一系列事件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先后发生。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方面的危机，能够带来连锁反应。在现代社会中，危机变得高度政治化。过去的危机处理属于“决策模式”，今天成功处理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政府的公信力。SARS一下子暴露出我国旧模式中的弊端，并渲染着改革的迫切性，因此，危机对于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越高，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越高。当迷雾笼罩了我们的社会，需要领导人站出来，而且需要他们就站在我们身旁。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决心，看到他们的远见。 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天意难测，灾难的降临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政府能够逢凶化吉、救灾救难的期望。到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政府就是要“祛魔”，政府是人类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化身。
从SARS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和民族安全观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必须提高国家安全的重要日程，如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于挽回的生态污染，东亚、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如库尔德族所在的跨国区域出现的多种对峙与麻烦），以及“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SARS”等病魔的传播。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了十数年，“911袭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令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正因为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增长的关注和研究人员更大的投入。
从SARS中看到，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人的安全”需要获得更多的重视，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民众表达自身权利的意愿，也需要得到越来越多制度性安排（包括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庇护。它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考虑非传统安全时一个份量逐渐加大的参照系。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GDP和贸易比重等；现在，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少数利益集团（如少数民族）的表达意愿、甚至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权利要求（如文化特色的保护），都得到全球化条件下更充分（有时更夸张）的表现。所以，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个人的个体安全和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乃至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干预），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保证战略研究和军事谋略的有效性，在综合安全观的统筹下实现不同领域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站在人类进步史的角度观察，可以认为，以人为本的这种新安全观的出现，昭示着全球发展的新动向。
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面对SARS一类灾难需要的心态。面对SARS，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非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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