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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背后的知识与知识分子

已有 2960 次阅读 2015-10-31 09:29 |个人分类:社会评论|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人口政策,知识,知识分子,权力| 知识, 权力, 知识分子, 人口政策

吕乃基

国人对人口的理解,从封建社会的“多子多福”,大跃进时代的“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到80年代“只生一个好”,再到今日全面开放“二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到底生几个为好?为何时多时少?从“多”到“一”再到“二”,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吗?

 

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曲折过程和问题的背后是“真”与“善”的关系,也就是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主观意愿的关系,或者是博主所提出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价值观和其时独特语境的关系。

经济、社会和人口增长皆有其规律,这就是“真”,是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327什么是非嵌入编码知识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138)。任何价值取向都必须建立在“真”,建立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一个特点是,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2.1个左右符合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然,这只是形形色色现象的抽象,现实世界实际上不存在与之严格吻合的社会,价值观也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与之偏离。

仅就中国而言,多少年来指望“多子多福”,上升到社会层面是“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旋即又变成“只生一个好”,云云,都是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之“善”与规律之“真”之间存在差异,发生类似于经济领域价格围绕价值规律的波动。这样的差异和波动还关系到特定的语境。

先说“多子多福”。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可以容纳并需求更多人口,特定的语境(农耕、自然经济、儒家文化)培育并容许特定价值观的实现,于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普遍规律。然而,这种对规律的偏离只能在一定范围(时间、空间、幅度)内,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倒退甚至崩溃,以“硬着陆”如灾难和改朝换代等方式走向反面,造成人口的急剧减少和增长率下降。

再看“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单独拿出来看,似乎并无大碍,只不过强调了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然而问题在于,那“另一方面”恰恰是被作为意识形态对立面的马寅初提出来的,或者说,马寅初因提出不同的观点而划到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为干掉马寅初,就把那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一起干掉了。本来落后的经济基础就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上意识形态之争,人口还要多多益善,特定的语境,造成了双重背离:违背经济规律,以及违背人口增长规律。失去了经济支撑和“另一方面”的制约,恶性膨胀的“一方面”在60年代初即遭遇重创。

接着是“只生一个好”。80年代初,钟摆又摆回来。强大政权凭籍其强大的执行力,在短短的30余年,也就是略多于一代人的时间,硬是“拨正”了航船的方向,剥夺了多少人“生的权利”。这些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比来比去,这或许才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大的奇迹。钟摆带着巨大的惯性越过平衡点朝着相反方向飞去。由人口第一,到出生率最低,到老龄化最严重。一言以蔽之,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过正之后再矫枉。

如今,则是“二孩”。

这样的过程,那里是否定之否定,分明是折腾,甚至灾难。

 

一般来说,党派在野时会积极发挥对执政党决策的批判职能,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往往走向反面,我行我素,听不得不同声音。在上述过程中依然如此,权力成为这些症结的最终推手。先是把马寅初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批倒批臭,之后也没有及早吸纳梁建章等人的建议而调整政策。

本文主要分析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数千年来,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多子多福深入人心。上世纪50年代,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语境下,为避免站错队,一些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便划清界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寅初,给原本与主体、客体和语境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打上资产阶级的印记,为违背规律的意识形态张目。80年代的计划生育虽可谓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知识分子依然一边倒,给“基本国策”造势,各路专家从各种角度出来论证,只生一个好,既没有全面给出人口增长的规律,也没有觉察问题的存在与积累。举国上下,那些雷人的口号标语随处可见。在舆论的终极轰炸中,生二孩、多孩,给父母、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刻骨铭心。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热衷或被迫与权力保持一致,时时处处论证权力的正确性,以至每每为权力的错误运行鸣锣开道,其结果不仅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到头来也损害力图维护的权力本身,更严重的是给社会带来灾难。

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揭示各个领域之“真”,给出非嵌入编码知识:规律,给出相应的事实,也就是现实与规律的偏离,分析造成这一偏离的语境和决策者价值判断的不当之处,以及给出调整的可操作的建议。再也不能每当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附和叫好,论证英明正确,而是要警惕政策的负面影响,警惕负面影响的积累。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功能就在于“抹黑”。

知识分子,当划清与权力的界限,划清与资本的界限,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孩,但愿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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