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前两部分上载之后引来众多质疑，博主请各位留意后续部分。罪不在科学技术，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特定的博弈方式，从根本上说，在于科学技术背后的人。

全文摘要：科学的原罪在于其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由此得到的抽象的理论。技术的原罪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科学技术原罪的特征是不对称。科学技术原罪的背后是人的本能­——好奇与控制，以及人性的弱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原罪，淡化和改变人的本能，改善人性的弱点。

应朋友之约，原文刊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请引用者注明出处，参考文献亦请查阅原文。因篇幅较大，此处分4次上传。这里是第三部分。

一、科学的原罪

二、技术的原罪

三、科学技术原罪背后的人性

四、科学技术的原罪和人性的演变

在科学技术原罪，特别是技术原罪的背后可以窥见人的本能和人的弱点。

人的本能是认识上的好奇和实践上的控制。

人在认识上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动物的习性。动物（不排除纯粹的好奇）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希望了解生存的环境，特别要探究领地内的陌生事物。人类继承了动物的这一本能，并有所扩展。其一，不仅为了安全，而且，以及越来越多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纯粹的好奇，探索未知世界永无止境。古人探究自然不外乎恐惧与好奇，恐惧是担心自然界的灾害与生灵会危及自己的生存。随着科技的发展，恐惧之心消退，好奇成为科学的首要动力，这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源泉。其二，正因为此，人类所要探究的远远超出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古往今来，宇和宙。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在探究的对象上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向内的探究，探索自我，乃至探索“探索”本身的奥秘。其三，这种好奇并不止步于现象和“是什么”，而且在于背后的本质和因果关系。提炼普遍性，举一反三；揭示必然性，知过去未来。任何违背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事件都会激起更大的好奇心，从而扩展人类知识的疆域。与此同时，人类又倾向于以尽可能简约的原理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在上述过程中，知识之间的任何矛盾之处都会让人的内心感到纠结而尽力克服之。只有到了这一阶段，好奇心方得到满足。好奇，以情感的冲动开始，以理性的解释得以释放，随后是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好奇。

人在实践上的控制欲同样源于动物对领地的支配欲望。首先是通过行动而达到目的，也就是有效。其次，在行动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控制。第三，尽可能以最小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收益。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实践上的控制由于得到来自认识上的好奇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支撑，因而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行动的每一步的成本、代价和收益，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在眼前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以较小成本（包括时间）和代价获得较大收益；而动物只是出于本能。尤为重要的是，人类可以从一次次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在新的平台上开始新的行动。于是，在目的上就有了战略与战术之分，长远和眼前之分，以及整体与局部之分。人可以为了战略、长远和整体放弃战术、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进而探索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倾向于扩大控制领域，延续控制时间。其途径不外乎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钱财，以及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前二者延续了动物的本能，后者区分了人与动物。人类的控制欲在于三个方面：控制物，包括自然和人工自然；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我。现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上网络世界中的一方。人对自然的控制欲是人类之初技术起源的原动力，而追求更大效益和效率则推动日后技术的发展。人们继而以人对物的控制来控制他人，就此而言，人类就区分为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区分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牧羊人和被支配的羊，在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竞相发展新的技术，开发出“效益”更好，风险与成本更低的武器系统。“变成一名电子人！”这就是凯文·沃里克做出的选择,而“那些没有电子化的次等人种……过着未进化的生活，即可能变成将来的黑猩猩”。于是，只要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不甘被支配的后续者必将亦步亦趋，“赶超”之声此起彼伏。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到有谁愿意“变成将来的黑猩猩”，从微观层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纷争，人际的控制与反控制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越发正气凛然。人类或许可以放弃对自然的控制，甚至提出“自然中心主义”，所谓“增长的极限”和“新发展观”等都是对于人“类”而言，然而人是否愿意接受他人的控制？谁跨出一步就是人，是牧羊人，而留在原地就沦为类人猿，沦为被牧羊人看管的羊。控制的对象不仅是自然，更是他人他国。

与永不遏止的好奇心类似，人类一旦对某事实现了控制，相应的行为就会变得单调重复，从而对此失去兴趣。英国的罗斯·金教授研制了一台名叫亚当的机器人，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金说:“机器人将会比人类做更多实际的试验工作和简单循环性的假设工作。人类将转移至更有战略意义和更有创造性的位置。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因亦在于此。苏联心理学家蔡加尼克认为，人始终有一种天生的办事的欲望推动力，能够牢牢记住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但对已完成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俄罗斯方块的风靡佐证了蔡加尼克效应。人类不断把已或以为弄明白的事物抛到脑后，把已或以为得到控制的事物踩在脚下。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应战”理论，认为一个没有挑战的民族将走向衰亡。这一观点对于人类、民族和个人普遍有效。挑战与对抗，正是游戏的核心。在游戏中，个人把感到单调重复，或者过于复杂而难以驾驭，然而具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置于脑后，全身心埋头于游戏中无尽的挑战与对抗，实在不行也可以降格以求，以退一个档次的成功自我安慰，在无休止的挑战与应战中“游戏致死”。

随着这样的控制对人工自然越来越深的依赖，也就意味着人工自然反过来对人的控制。这就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和会聚技术等担忧的缘由。电子人之类人机合一之途或许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合一，其结果不知是进一步扩展了人的控制欲，还是电子人对人的控制，抑或到2045的奇点，人将非人。

至于控制自我，目前看来多在生理层面，如各种体育竞赛，在比赛的各个环节和面临各种胜负场面对自我的控制，以及屡屡挑战自我的生理极限。心理上的自我控制更难。在各个领域形形色色和无休止的挑战过程中，少有对控制欲本身的控制。

通常认为，人的弱点之一是自利，这一点同时也是所有生命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态。虽然人可以为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弃个人和眼前的利益，甚至牺牲自我，甚至动物世界也不乏在极端状况下，以牺牲个体换取族群生存和延续的事例；但这仅发生于某些极端状况，若是群体以个体牺牲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存在作为常态，群体最终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既然个人的常态是趋利避害，那么对于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如果可以不侵犯或尽可能少侵犯他人就可以获利，即不失为“明智之举”，由此便可以解释“搭便车”，这就是以最小或无需成本获利。全国政协常委及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说，过去，搭便车是中国谋求利益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便车越来越不好搭。（现在）中国一上车，车就垮了。人们之所以争相掠夺公共草地的资源，往公共草地倾倒垃圾，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没有或较少会受到其他利益群体的制约，自己不化或只需花较小成本，而代价公摊。维纳富有远见地指出，“只有实现世界大同，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主要是技术）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全球气候会议步履艰难难有作为就是明证。

人的弱点之二，人本身的局限注定不可能洞察和控制一切。再周全的考虑，再细致的部署，只要跨出一步，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影响在空间上已经扩展，时间上已经延续。虽然有所谓终极关怀，但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类在认识上无法全面知晓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要导致而又尚未发生的在生态、社会和人性上的变化，在实践上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变化在彼此间以及与原有的一切完全偶合起来。人的本能和弱点是科学技术原罪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