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近日，隆平高科因安徽部分农民用隆平高科的种子绝收的事件而一时舆论纷纷，股价也有所波动。本文不涉及种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天气的问题（某种极端恶劣的天气，特定的降临到使用隆平高科种子的一万多亩地上，不免令人想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是探讨由科学-技术-市场这一链条上各环节的承接与变化，探讨当事人身份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此认知的变化。

科学是人类探讨自然的活动，经由实验、抽象、分析和归纳得到具有不同真理成分和完善程度的成果，如猜测、假说、理论；得到从个别的概念、由概念之间的关系结合而成的定律、规律，到由众多定律和规律组合起来的理论学说。科学旨在求真，揭示杂多之现象背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贯彻科学理性。虽然实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目的在于认识，在于发现或验证，而不是取得什么效果。在科学活动中尽力排除社会与个人的影响，以得到与个人和语境无关的知识，科学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以渗透到各种语境。（参见：“双刃剑”，在于科技自身还是使用者？——科技双刃剑辨析之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

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并因此而改造社会和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贯彻技术理性（参见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技术理性的视角（一） 及二、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多在于“计算”，其实，技术理性之核心在于其主体，而科学理性之要义在于排除语境和特定主体的影响。有效和控制，是谁，在做什么事情时认为有效，谁在控制，谁在乎什么样的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如此等等，技术与科学的最大区别是，由真到善。“真”是一致的，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善则不一样，各色人等和不同语境下的善的含义各有千秋，在技术理性中，主体凸显。虽然如此，在不同语境下技术理性的主体有所差异。在自然经济中，没有交换，各自计算得失，不存在主体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也不存在消费者主体与生产方主体的博弈，因而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计划经济年代，生产方至多考虑投入，较少考虑或难以计算产出，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凭票供应的情况下，消费者不考虑功能价格比，当然也没有与生产方的博弈。

市场经济又由自然向社会推进一步，实际上，所谓技术理性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产物。生产方与消费者各自的计算，生产方的投入产出比和彼此之间的竞争，消费者的功能价格比，这两项“比”之间的博弈，构成技术进步的动力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效益和利益的驱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动力。

由科学经技术到市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决定后者可能达到的高度；后者对前者进行选择和引导。三者虽相互渗透，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真善美（或真丑恶）。

相应地，由科学家到技术专家再到企业家同样经历甚至脱胎换骨的变化。科学家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形成了“原善”（参见科学家的原善之“善”和原善之“原”）。转型为技术专家，自然要考虑特定人群的效益，在计划经济年代可以不计个人名利而依然高尚。一旦再变身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在商言商，那就不仅是他人的利益，而且考虑自身的利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再来看隆平高科。

袁隆平超级稻的“初级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科学，在研究成果推广的时期，尚处于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和国人对袁隆平的赞颂是科学家的“原善”和计划经济年代的“高尚”。今非昔比，今日之袁隆平已非昔日之袁隆平。作为隆平高科的名誉董事长，名字和形象出让给公司而获利颇丰，儿子又在公司身居高位，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合法致富。有必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科技人员自己身份的变化。当安徽的这些农民颗粒无收，面对媒体的质疑，袁隆平的回答是，不能以个别品种出了点问题，就全盘否定超级稻。此言不差。然而在这样的回答中，已不见作为科学家的袁隆平，不见计划经济年代的袁隆平，而是作为企业家的袁隆平。这依然无可非议。其实，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农业大学李宁院士身上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论是科技人员本人还是社会，对于科技人员身份的变化，对于社会大环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化，依然缺乏从心理到法理的准备。

问题还在于，隆平高科，一家上市公司紧系着一个人名，从而混淆了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身份的区别，其算盘是，顶着已时过境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光环——原善，诚信，不言利——去赚市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