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出关于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由关于对象的表象逐步抽象直至本质，第二条道路则由“抽象的规定”在思维中重建对象，回到现实中来。

工程也有类似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由结果——效益回溯到开端——确立目的，直至立项，在观念上和抽象的层面构思结果与通往结果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则由开端并在目的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结果，将抽象的观念和图纸转化为现实。

在认识过程中，对象是已经存在的，问题是要排除掉偶然、现象等非本质的因素，如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把对象从其背景中提取出来，揭示其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第二条道路是回到现实中，解释现象，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对第一条道路进行检验。两条道路都在思维中进行，自然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由此对自然的认识得到了拓展和深化。同时，在整个认识中没有利益因素参与其中，既调动主观能动性，又排除主观因素。对个别对象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一般由同样的个人或少数人完成。由于排除了利益和由个人完成，因而社会因素较少影响。

在工程中，对象并不存在，由于需求，以及现有的各种存量——资源、知识、技术、资金等等，在价值判断的选择下形成目标，与此同时还要形成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的成本、代价、工期，以及在工程建成后运营的效益、成本、管理、后果和维护等，甚至还有最后的报废处理，在建造和运营过程中对社区和产业链的下游产生的影响等，以及尽可能考虑到在此全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安全系数）。对于并不存在的对象，要作出如此详尽的分析判断，预料到种种因素，因而在工程中，第一条道路最困难的是对未有过程和事物的预见。同时，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条道路。一旦启动，各种观念逐一转化为现实，那就是“泼水难收”，其后果难以甚至不可挽回。因而，如果在第二条道路上出现问题，第一条道路的决策者应负主要责任。

 在工程的第二条道路上，观念逐一转化为现实，有可能遇到和生发出在第一条道路上没有考虑到的种种复杂因素，因而通常都要对原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改，甚至推倒重来。与认识过程一样，工程中的第二条道路也是对第一条道路的检验。在此意义上，工程中两条道路的吻合程度是衡量、判断第一条道路准确程度的依据。同时，原本各种潜在的模糊的利益集团也纷纷成为现实并清晰起来，还会有新的利益集团浮现和加入，这些利益集团会或干扰、或歪曲、或阻碍，尽力将工程纳入其轨道，以谋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在此需要工程的指挥者贯彻目标的意志和协调各方的能力，这就是拉图尔的所谓“冲撞”。由此可见，工程的第二条道路因其实践性，较之主要在认识过程中进行的第一条道路要复杂得多。因而对相关人员的要求是坚持原则和贯彻实施的意志，以及协调和组织各方利益的能力。与认识过程不同，工程的两条道路很可能由不同的人参加，能提出方案的未必能贯彻实施。

在工程中还存在两条道路之间的交接和反馈问题。第一条道路的人员必须向第二条道路的人员详细介绍思路和相关的理念，以保证在第二条道路上严格地遵循最终的目标而不致发生偏离，后者则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反馈。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程中，还存在一个在已完成的工程的运行过程中对其再认识的问题，而这一“再认识”既是对已经过去的两条道路的检验，也为今后新的工程积累了知识，包括经验教训，涉及科学技术和工程，以及涉及各方的行为和政府的决策。

最后，在工程交付使用时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例如工程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实际运行，以及最终形形色色消费者各异的感受等；是否与决策者原初的设想相一致等等。

这样看来，一项工程大致由以下环节构成：

决策立项-规划设计-施工建造-投入运行。前两个环节是第一条道路，将未来的预期抽象到图纸，后两个环节是第二条道路，由抽象的图纸到实体及其运行。

工程之难，难在全过程有众多主体参与，期间不仅有利益纠缠和冲突，而且彼此间的语境各异，例如最后的消费者多半在第一条道路上被排除在外，而第一条道路上的主体也往往不是最终的消费者。

工程之难，难在第二条道路上的大部分问题在过程中“涌现”出来，因而在第一条道路上难以预料。于是在两条道路的全过程不断和及时的反馈就十分必要。

在上述意义上，相对于科学和技术而言，或许工程之难，核心是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