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罗素(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一生成就甚多。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人，后入英国籍，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他先受罗素哲学的影响，后来罗素又受他的影响。

    1916年罗素与友人信里说到他“遭到维特根斯坦最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我一生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而且对我此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影响”。同年他还说，“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有一种失败感”。

1930年，罗素在病中读了维氏的草稿的一部分。他写的评审报告的结论是这样说的：“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论是新颖的、极有创见的，而且无疑是重要的。它们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爱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本来愿意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从我已读过的东西来看，我深信他应当有一个机会来把它们完成，因为当其完成时，将不难判明它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看来，凡有创见的著作，就值得支持。是否“正确”，不应是唯一的标准。罗素的评审报告不吹捧，不压抑，评价得当，说话坦诚且有情感，真是大学者本色。    (《新京报》李国涛。日期不详)

人无完人。圣贤皆浮云，“皆尧舜”不过是传说。

大师，不仅是自己的功绩卓著乃至彪炳史册，而且在于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所创建的学说所不同之学说。

有些在文革期间有不当作为者至今回避事实，有些隔行论证粮食亩产者至死“不渝”，这些人，就枉为大师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是承认在特殊语境下的作为不当，还是在语境正常后继续坚持当时的“正确”？是承认自己在学术上有所不逮，还是以不承认而在实际上昭示在人格上的缺陷？拖得时间越长，背的包袱越重。若是“至死不渝”，那就是盖棺定论，实际上是把那臭烘烘的包袱带进了坟墓。

这样的镜子摆在面前，大师或疑似大师怎么就照不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