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罕见的对财富的渴望，以及无条件对国家的情感需求，二者的叠加，即对其他需求层次及实现的途径产生巨大影响。

1. 罕见的对财富的渴望

本系列“之二”（https://mp.weixin.qq.com/s/O72i_x0EXBpR7t7z1Z3tOg ）述及，人的物质需求可以区分为自然性物质需求和社会性物质需求。

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因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而异，以及因人而异。在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为维系其社会地位，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会高于社会地位低者。

水涨船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提高后，其中的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手机、wifi，不是自然性物质需求，然而却是社会性物质需求的必需品。发达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由人均能耗即可见一斑。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性物质需求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如中国人对财富如此之饥渴实属罕见。

首先是对历史的“反拨”。其一，数千年封建社会对人正常物质需求的遏制。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先满足生存需求，然后才谈得上高层需求。这一正常次序直至改革开放前在相当程度上被颠倒。

其二，在人与自然（物）、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上，长期停留于人际关系。缺乏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犹如空中楼阁，往往只能是“融四岁能让梨”。

其三，过高的精神境界让凡夫俗子难以适从。计划经济年代进一步否定物质需求，“割”的岂止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自然实力的地基——生存需求、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精神需求。

对历史的反拨，让致富欲望喷薄而出。

其次，既然国家层面GDP主义，在个人层面，除了数千年如一日的官本位，又叠加了金钱至上。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也就是把人的生存欲望，进而致富欲望释放出来，国人争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从而汇聚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如果说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第三个原因是，1978年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国人，其中的大部分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把致富放在首位，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主要旨在“人的解放”，申诉政治权利。之后的一系列事态说明，在当时的国情下，此路不通。至于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传统道德失去地基，当下的宣传如空中楼阁。

既然如此，1992年后，国人便退而求其次，倾其几乎全部的生命力都投入到致富之中，同时也避免了与权力在政治上的正面冲突。即使身为“民企教父”的柳传志，也以“在商言商”回避政治。不过，眼下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表明，“后退一步”，未必“海阔天空”。无论“海阔”还是“天空”，国家总在。

回顾世界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追求财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这一点上重现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今，西方人已经在需求上向更高层次推进，中国，在GDP世界第二之时，大多数中国人的需求层次依然固守在物质层面，视财务自由为目标，即使赚一亿元，也只是一个“小目标”。

西方人的需求层次在个人本位，以及法治社会和新教伦理的氛围中，也就是下有底线上有引导的情况下逐级提升；中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则是在国家本位和情本位，以及“性本善”（无底线）的语境中展开，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显示出不一样的中国特色。

2. 最小作用量原理

最小作用量原理为人所熟知，是自然界运行的基本原理。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的运行延续了这一基本原理：在内外条件约束下，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和最小的风险，实现预定的目标，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如果没有刚性的法律和规则制约，没有人之为人的底线，没有自我的尊严，同时也侵犯他人的尊严，这种做法往往被看作是实用主义（不是哲学流派的本意）。

在某种意义上，老子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无条件对国家的情感需求可以看作是某种“场”，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国人的需求层次及其提升之途。

A.不止不行

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情感需求必然要从自然界上升到社会。然而，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期待中的尊重需要，或者情感需求的获得有违本意，于是选择避世而遁入山林，以世外桃源抵制功名利禄，或者“难得糊涂”。文革期间，兰州冰川所施雅风院士带领科考队远离喧嚣的尘世，在晶莹剔透的冰川前，得到了升华。

对于自然和对于社会的情感需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南辕北辙，以一种需求排斥另一种需求。例如批判对自然的情感需求，花前月下。

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情感需求，认知需求往往也在批判之列，如批判白专道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需求往往会导致消解对国家的情感需求，所以历史上对人文社会科学或撤销，或限制，或“绝不”。计划经济年代的“计划”不时被浪漫主义的情怀打断，被层出不穷的献礼所颠覆。

至于无条件对国家的情感需求对个人本位的打压已是生活中的常态。

在实现需求层次上，当下中国的一大特点是，沿“好径”，按最小作用量原理，实现对财富的需求。

B.特定场域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在无条件对国家情感需求这一特殊的“场”的引导下，构成了特殊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任何需求，首先须顺应对国家的情感需求。

具体而言，其一是自己当官，其二是与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

必须看到，选择仕途者大部分出于为国尽力之真实的情感，与权力保持一致者，同样怀着为国分忧之情感。可敬可佩。

然而同样不得不承认，前者中有些人以此为捷径，高效低成本谋取个人的物质需求，后者中也有人通过行贿等手法一本万利低风险致富。虽大力反腐，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这些短平快的行径，不仅扭曲、腐蚀了国家权力，而且利用和践踏人们对国家的情感需求，将其作为金字招牌，掩盖其内心的真实意图，造成人心的虚伪。

这样的所谓“捷径”还藐视和打压获取物质利益的正常途径，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巧取豪夺，假冒伪劣，破坏生态，掠夺财富，干扰和削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富强之途。

个人的需求有待从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国家为此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精神层面的情感需求有待充实以认知需求，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有待明确契约基础，最小作用量的“好径”有待划出刚性和不可逾越的底线，有待良知的指引。

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8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如同隔世，21世纪的中国人，有待再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