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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下):中国的实力

已有 8548 次阅读 2017-12-28 07:38 |个人分类:交叉|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物竞天择, 自然实力, 知识实力, 社会实力, 伦理实力

吕乃基

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是由实力说话。民族、国家之间所有的争斗,说到底,就是争当“选择者”,避免“被”选择的命运。

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实力”包括先天实力即自然实力,以及后天实力: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这四种实力,在各个时期四种实力的权重有所不同。自然实力既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三种实力的基础与载体;后天实力旨在提升、优化自然实力。知识实力是骨骼,支撑国家实力;社会实力是血肉,是国家实力的生命;伦理实力是国家实力的灵魂,决定国家实力的方向和高度。

1.传统中国的实力

中国的实力具有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兴起之前,把原始的自然实力发挥到极致。冯天瑜对此有深入研究[1]。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实力,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尽力发展原始的自然实力,以及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

在“传统框架内”,知识实力,体现在农业和部分手工业,以及中医,典型是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得不到科学的支撑,是意会知识,因而难以交流与共享。目前正在大力挖掘《易经》中的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包括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等,被认为是世界几大奇迹之一。伦理实力可以说在传统的框架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以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伦理型社会”。中国哲学上没有本体论,唯有“情本体”(李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穿越时空,具有普适价值。

虽然如此,在传统的框架内,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不仅自身难以发展,而且束缚自然实力,使国家整体实力陷入停滞。

虽然如此,中国在世界上却傲视群雄数千年,其中存在深刻的根源:原住民,超稳定结构,以及特殊的外部环境。

世界各地都有原住民。所谓“原住民”,即居住者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与生俱来,代代相传,如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原住民携带着时间的积淀,传统的惯性,兼有思想上的长城——意识形态,区分你我,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彰显纯洁、国粹,或许还有曾经的高贵。延续的时间越长,改变的可能性越小。

原住民的长处是继承和凝聚,短处是创新与开放。对原住民的纯粹性越是强调,就越难以融入世界。由原住民可以联想到生物进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隔离。同一种生物,经过若干代的隔离,竟然可以走到彼此间不能繁殖后代的地步,成为新的物种。

中国,原住民的历史之久,人口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而在继承和凝聚上又增添了砝码。重要的不是当下,而是代代相传的“祖宗的规矩”(大红灯笼高高挂);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自然性,黄皮肤黑头发,乃至图腾,“龙的传人”。虽说历史上不时有北方民族南下,改变了些许原住民的基因,但主要是被同化。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

中国,把原住民的长处和短处都发挥到淋漓尽致,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路途之艰难反过来说明了这一点。

“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是中国历经数千年而止步于自然实力的原因之二。在传统的框架内,知识难以共享;社会实力,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难以周全,致使朝代不定期更替。然而改朝换代,只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伦理实力没有变。

另一项研究表明[2],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之所以在一个农耕自然经济的水平上自我循环和“内卷”,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较早发展起来的强大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以及由官府所强制推行的重本抑末的禁榷制度和官工业体制安排。

在超稳定结构周而复始的循环里,中国止步于自然实力,尽管如此精致,这般“礼仪”。

历史上西方国家彼此间争斗此起彼伏,本质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样;不过中国以天下为己任,囊括了可以有效统治的人口和土地,财富中心不是转移出去而是在原地重建[3]。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半球的财富中心转移方式。后者是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先天的自然实力因此而发生变化,新的财富中心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原有的历史,挣脱路径锁定;而被替代的财富中心也得以一定程度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康复和延续。

这一时空上的区别十分重要。在中国的情况下,还是这片热土,这些子民,脱不了路径依赖,同时又在朝代更替中一次次毁掉积累的财富。

原因之三,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外部的竞争者大致都处于类似的自然实力的阶段,彼此间相差无几,在传统框架内所包含的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特别是在伦理的广度、厚度与体系化上不如中国。于是,中国得以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在世界的东方,傲视群雄。

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实力持续处于危机与重铸的过程中。危机与重铸同步发生,前半段(至1949)主要是“危机”,兼有重铸的努力;后半段以重铸为主,期间也有危机。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从此,中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外部竞争者。竞争的一方依然停留在自然实力的水平上,即使在此框架内发展出精致如斯的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另一方则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实力,进而社会实力的阶段,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在一个数量级,故而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鸦片战争让清政府看到了船坚炮利,然而即使中国在洋务运动中买回了“船坚炮利”,却买不来船坚炮利的背后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虽然当时中国的自然实力远超过英国。几乎从头一天起,中国学西方的出发点就是满满的功利主义:西方怎么会“赢”,落后就要挨打。

按说,日本也是原住民,明治维新,仅仅走出自己所画出之“牢”一步,就强悍如斯,甚至妄想到中国,也就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殖民。这就是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力量。持久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以自然实力——国土和人口,抗衡日本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如果没有国际上其他拥有现代知识和社会实力的国家的介入,中国的抗战或许还会漫长、艰难和“持久”。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中国猛醒。洋务运动,意味着接受科技知识,进而觉察船坚炮利背后的社会规律,从而触动中国千年未变之“体”。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科玄之争”中,中国的知识实力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社会实力则举步维艰,随即陷入近半个世纪的内乱外战之中。

49年后,中国尝试发展仅限定于科技的知识实力,实际上,即使这样的知识实力也时常处于受批判的境地,科技知识只是“马尾巴的功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更严重的说法是“白专”。至于经济和社会规律更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中国致力于发展与众不同的社会实力,如计划经济、城乡二元、户籍制,特别是阶级斗争;以及具有特色的伦理实力,灵魂深处闹革命,六亿神州尽舜尧。批《武训传》和批林批孔旨在清除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以这样的自然、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的综合,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安身立命”的基石。与此同时,对外输出革命,做第三世界的领袖。30年间,虽然在两弹一星等方面有所斩获,但在总体上,所推行的一系列后天的实力安排,并没有提升,而是压制、削弱和扰乱了自然实力。十年浩劫进一步使中国的实力陷于危机之中。

虽然危机与重铸以1949年分界,但49年后的重铸实际上陷入困境。

2.实力的重铸

1978年后的思想解放,在相当程度上抛弃前三十年设定的后天实力,顺应世界各国的潮流,开启人的解放与启蒙之途,这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归宿。全心全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意味着在“三大关系”上“返老还童”,以新的后天实力,来改造和提升先天实力。92年转向市场经济,表明中国接受经济规律;在前面加的限定词,以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实力。2001年加入WTO,意味着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在一些国家看来,中国因在履约上还存在问题而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纪之交以来,国进民退和强调顶层设计表明,在自组织和他组织,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上,强调后者,也就是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操控。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40年,中国实力的重铸初见端倪,那就是以权力为中心,灵活处置并整合先天的自然实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权力是中国实力的核心,蔓延数千年的自然实力是中国实力的雄厚地基。

A.延续至今的先天实力

中国,蔓延数千年,以辽阔的地域,特别是庞大的原住民为核心的自然实力,哪怕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从未彻底瓦解过。这一先天实力的传承与固守,既是今日中国之所以具有这般实力的雄厚地基,也是权力得以施为并奏效的基础,同时也是难以再跨出一步的缘由。百姓与政权之间,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譬如即使将西方世界——无论在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存在上具有多大的共性——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也断然无法与中国作为单一国家所具备的团结和一致性相比[4]

由远古一路走到当代中国的自然实力有四个关键点:其一,强烈的致富欲望;其二,个人权利边界模糊。其三,心诚则灵与实用主义。其四,不同阶层和持不同意识形态者对民族的认同和国家强盛一致的期盼。

如果说,权力是中国实力中由上而下的部分,且时时要宣称并捍卫其合法性,那么当代世界几乎绝无仅有,当代中国几乎遍及全民的强烈的致富欲望,成为中国实力无需动员与论证,由下而上之源泉。

这样的致富欲望有其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对历史的“反拨”。其一,数千年封建社会对人正常物质需求的遏制。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先满足生存需求,然后才谈得上高层需求。这一正常次序直至改革开放前在相当程度上被颠倒。

其二,在人与自然(物)、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上,长期停留于人际关系。缺乏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犹如空中楼阁,往往只能是“融四岁能让梨”。

其三,过高的精神境界让凡夫俗子难以适从。计划经济年代进一步否定物质需求,“割”的岂止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自然实力的地基——生存需求、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精神需求。

对历史的反拨,让致富欲望喷薄而出。

其次,国家层面的GDP主义,在个人层面就是金钱至上(当然还有数千年如一日的官本位)。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也就是把人的生存欲望,进而致富欲望释放出来,国人争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从而汇聚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如果说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第三个原因是,1978年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国人,其中的大部分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把致富放在首位,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主要旨在“人的解放”,申诉政治权利。之后的一系列事态说明,在当时的国情下,此路不通。至于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传统道德失去地基,当下的宣传如空中楼阁。

既然如此,1992年后,国人便倾其几乎全部的生命力都投入到致富之中,同时也避免了与权力在政治上的正面冲突。即使身为“民企教父”的柳传志,也以“在商言商”回避政治。

世所罕见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加上极低的起点,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此不仅造成三个巨大的比较优势: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消费主体和巨大的商业机会,而且会迅速淹没政治上的质疑。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会从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实[5],乃至在很多场合碾压质疑者而无需政府出面。

当代中国自然实力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个人权利边界模糊。

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的个人从来未曾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有人称之为“巨婴”。数千年强调“国”、“大河”与“覆巢”等等,个人则是螺丝钉,或昆仑山上一棵草。中国的个人少有清晰可辨的边界,公权与私权,以及私权之间相互侵权,特别是公权侵犯私权。“群体性事件”只是被侵权方对侵权者仅有的微弱抗议。

第三个关键点是,心诚则灵与实用主义。心诚则灵,信则灵。这两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灵,则诚,则信。而“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世俗世界的目标,升官发财、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阖家幸福,等等;现在称“幸福感”和“获得感”。只要被求者无论经由何种途径——冥冥之中,或现实的运作,实现所求者的愿望,所求者便与被求者建立起诚信的关系,后者便得到前者的信任。为此,在获得之时,让渡些许个人权利,也是心悦诚服,至少可以接受。

最后,不同阶层虽然诉求不同,持不同意识形态者甚至彼此对立,但对民族的认同一致,对国家强盛的期盼一致;区别是,对“强盛”含义的理解和通往强盛道路的选择有所不同。大方向的一致,为凝聚各阶层和各种力量提供了可能。

有人(文献5)提出由四个维度来认识中国的制度: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以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其中,“正当性”即源于笔者所提出的“自然实力”。民族越是人口众多,延续时间越长,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强盛的期盼越是一致,越是实用主义,也就越可以由经济上的发展获得制度的正当性,乃至合法性。

B.中国特色的后天实力

在中国,权力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中,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与伦理实力于相当大的范围柔性而可控。

中国的“知识”,自古以来不同于现在所谓的“知识论”,从“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再加上“情本位”,一直到今日难以言表的“原则”和“精神”。中国从来不是知行分离,想清楚再做,而是重在实践,重在结果。中医是中国的国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就是以中医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虽然按现有的科学概念说不清楚,但作为“医学”,最终以疗效见真章。中国人重在“面子”和情感。中国不讲对错,合情,随后才是合理。

中国,不是没有“骨骼”,只是没有清晰可辨的骨骼;正是骨骼之柔,方有血肉之柔,以适应内外无穷的复杂性。

与发达国家,以及受发达国家影响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与“知识实力”相对应的是“行动力”或“执行力”。中国是“体知型主体。人与世界的互动不是在寻找原因,而是在应对挑战”[6]行动力的下层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实用主义,上层是世所罕见的权力,把下层和上层结合起来的是,权力与权利边界的模糊,以及国家富强成为上下一致的目标

中国的社会很弱,国之下直接是家,家国一体,之间没有社会的容身之处,计划经济年代尤甚。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依然弱小,生存于权力的打压限制与资本的诱惑羞辱之间。

权力与资本的冲突,可以在招商引资、在双轨制间穿梭的权力变现、公务员下海,以及形形色色的权钱勾结中得到化解;

权力与社会的矛盾可以个案处理、下不为例、庭外解决和维稳等手段处理;

至于社会与资本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币”解决。

作为“血肉”,中国的社会犹如软体动物或热带雨林中的藤蔓,即使不能有所进取,也能在夹缝中坚韧生存

政府管控经济,国企、国资驾驭经济力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虽然国企在经营中存在诸多不足,依然需要“做大做强”,这样才能成为“看得见的手”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为战略性产业提供直接资金,并专门为帮助这些产业成长而制定法律。在一个技术变革速度极快,规模极大的时代,这种保护尤其重要。

政府注意缓冲技术变革造成的社会影响,创造不以市场为目的的就业,降低社会动荡。正在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个人财务数据、社会关系、消费习惯和尊重法律程度,来评估公民的“诚信程度”。

所有这些,西方政府都无法做到。

有必要指出,官本位在特定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社会实力的组成部分。官本位的一项妙用是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顶层给出目标,或GDP,或青山绿水,或民生,地方围绕目标展开竞争,胜出者有更多升迁机会。

有人认为[7],当今中国是三种制度传统共存。“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中国的伦理,主要是儒家正统,即使在封建社会,主要为平安年代的士大夫所倡导,而社会底层潜伏着流氓意识[8],一旦时机适宜便蠢蠢欲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时期,或许唯有西南联大保存延续了传统伦理中闪光的基因。计划经济年代,在一次次运动中,这些闪光的基因几乎被摧毁殆尽。五四运动中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在计划经济年代被践踏,80年代复苏,从未成为主流。

转向市场经济后,一方面,孔子像“三迁”,直观地表明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无处安身,而适应市场经济的伦理尚未建立起来,加上法治建设滞后,伦理往往跌破底线;另一方面,中国的伦理又无处不在,“感动中国”,过高的伦理要求,以及以情代法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强盛,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蕴含了众多可能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普适价值的核心内容,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例如“民主”,细心地区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中国的灵魂,依然处于重铸之中。

可以说是因权力的强大,故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柔弱;反过来也可以说,因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的柔弱,故而权力的出手较少顾忌和掣肘,虽然结果常有偏离。然而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权力可以一再重置诸项后天实力及其配比,重新调动自然实力,从而调整结果的方向。中国的实力,就是在这样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以持续重铸。

西方的研究者[9]发现,他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集权体制的容忍度。如果必须押注于一个当今最具优势的国家,那么中国会是比美国更明智的选择。《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文献3)如是说。

还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理解中国的实力。

在空间上,权力全覆盖,以推进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又试图并尽力与由下而上的自组织相耦合;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在时间上,党的长期执政得以制定中远期规划,如两个“一百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感叹:“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订规划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长期目标的引导下从现在做起,不断调整。

这样的实力重铸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权力控制与支配下的复杂系统对于复杂内外环境的自适应过程,这一自适应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实力的组成部分。自适应,就体现在一连串的行动之中。

国家的GDP取向与民众的致富欲望合拍,国家扩展的权力与个人边界模糊契合,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与伦理实力的柔性,以及对中国富强(核心价值观之首)一致的期盼。正是上下两方面的叠加,顶层之强可以克服摩擦,底层之柔可以忍受摩擦,让中国得以按最小作用量原理迅速增强实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一次次赶超。

中国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二百年时间里才完成的事情,体现了中国制度“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福山的最新研究是对秦汉制度的由衷赞美,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这样的概念,由此阐述政治秩序的起源(文献5)。

中国的赶超还在于三个方面有利的国际环境:进,出,以及对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期盼与认可。进,意为在中国起步之初,由外部为中国输入了项目、资本、技术和管理理念,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输入了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出,在于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市场。由此亦可窥见在特朗普逆全球化之时,中国何以如此强调全球化,特别是自由贸易。

对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期盼与认可,则在于中国与国际接轨,从一开始的思想解放,到转向市场经济,招商引资,进而由加入WTO而成为世界工厂,一步步得到世界的接纳,从而减少了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以低成本之柔性,超越西方高成本之刚性。

3.代价与风险

A.中国在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自然实力上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如雾霾,过度消耗了自然实力。走过头的计划生育遏制了自然实力的增长。

在知识实力方面,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的发现和提出者,如今成为暧昧的“砖家”,“公知”则成为贬义词。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10],成为争相附在“权”与“钱”的“皮”上。

对知识的鄙视和模糊处理,导致意识形态左右双方高度对立、敌视和对峙,不仅损害知识实力,而且削弱社会实力。

关键还在于,中国特色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存在着巨大甚至根本的差别。后者基于认识过程,揭示现象背后的事实和规律,以此作为行动的纲领,指导实践。知识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无关,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因而可以为各国所共享,这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根本点。

中国特色的知识旨在实践,以最终的结果验证实践过程中知识的真理性,知识,是事后的“追认”。知识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不可分离,是“嵌入编码知识”,甚至不可言传的“意会知识”。虽然可冠之以“北京共识”,但是依然难以为世界各国所共享。在此意义上,中国不论如何崛起,都不可能拥有如西方国家那样的“话语权”。实际上,希望拥有如西方国家那样的“话语权”,这一“希望”本身,已经落入西方话语权的囹圄之中。

如前述,中国的实力中实际上是以“行动力”取代知识实力。没有以知识为基础的“行动”,其一难以把意图贯彻到所有的行动者,难以让行动的作用对象理解,难以“吃透精神”,更难以让旁观者理解;其二,既然如此,行动便往往诉诸于权力,权力往往滥用,在最近北京驱逐D端人群和拆除广告牌等事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而权力的滥用,又加重了社会的不信任甚至反感。

在社会实力方面,“开胸验肺”和一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形成,社会分层形成“倒丁字型”,阶层固化。庞大上层建筑的运行和管理需要昂贵的成本,官本位进一步挤压扭曲社会的空间,封闭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如果由上而下的权力把什么都安排好了,那么由下而上的动力就会泯灭,社会失去自组织能力。

与此同时,资本则在进一步腐蚀社会的生命力,向钱看,成为大多数国人的行动纲领,“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计社会地位高下,无论意识形态左右。

在伦理实力方面,在当下中国可以说有多少个人被侵权之事,同时也就有多少个人侵犯公权与其他私权的案例。“流氓意识”(朱大可)随处可见,只要是活着,无论是盛气凌人地活着,还是卑躬屈膝地活着。社会上下充斥着对契约乃至底线的漠视,对权力与金钱的膜拜。当代中国还叠加了诸如“小时代”、屌丝,王思聪竟然成为“国民老公”。这样的伦理实力与GDP相去甚远,更不去说担当引领世界的重任了。

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两个阶段[11],第一阶段是人与自然的解放,随后才是第二阶段,发展科技与经济。人的“解放”并非肆意妄为,物质追求不可一泻千里,而是要上升到精神层面。解放,既包含不容侵犯的天赋人权,也包含对自我的规范和约束,知晓个人自由的边界。遗憾的是,中国的“第一阶段”始终不充分,给第二阶段发展经济留下诸多后遗症。

B.风险

在中国高歌猛进的道路上也潜伏着重大的风险,可以大致归结为三大悖论:权力悖论,认知悖论,以及道德悖论

权力悖论。中国当下状况的一大特点是人治。人治,就必须赋予领导人以绝对的权力,以排除种种干扰,甚至对权力的监督,方可令行禁止。然而,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常见的忏悔是,我的权力太大了。

由此还会引发三个问题,其一,领导层的权力越大,社会下层的权利必然越小,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也有一个“基尼指数”。过大的权力-权利指数,不利于发挥社会低层的动力和积极性。国家走一段很小的弯路,于个人,却极可能是一生。个人既然没有或不在意自己的权利,也就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每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是某某大国,但不是某某强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其二,由上而下的决策与由下而上的动力存在甚至巨大的差异。在上下一致向钱看的潮流中,不乏支流甚至逆流,2015年的股灾,眼下资本的外逃,还有形形色色的“炒”。由下而上赚国家的钱,由上而下剪百姓的“羊毛”,可谓左右逢源,上下通吃。

其三,人治与法治冲突。民主、自由等理念直接挑战权力至上,正因为此,权力至上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普适价值的对立面,于是不仅削弱自己的知识实力,而且与世界上众多接受普适价值的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中国在世界上似乎缺少真心的朋友。有人说,世界看中的是中国的钱,而不是中国的心。

认知悖论是,要求每一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踩着正确的步点,至少不是太离谱,从而得以及时调整。然而,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和世界是如此复杂多变,黑天鹅层出不穷,灰犀牛横冲直撞,随机涨落的频率加快,幅度增大,范围扩展,巨涨落成为常态。何况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破坏式创新比比皆是。对于领导人来说,把握现实,正确决策,以及承担责任,要求太高,几近“挟泰山以超北海”,实非常人所能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实践的成功,验证了道路的正确。然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期辉煌的案例比比皆是[12]。以结果验证,与归纳主义有相通之处。归纳,是方法论中诸多方法之一。方法论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归纳,仅一个反例即可被证伪。归纳,只是知其然,有必要知其所以然。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柔性之路,是否需要依规而循?

认知悖论也会引发另外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的路径,不具备普遍性的嵌入编码知识,乃至说不清楚的意会知识,而不是如启蒙运动理念那样普遍适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因而难以在国际关系中确立话语权,甚至陷入认识论的困境。

权力悖论与认知悖论的背后是人性的两个根本弱点:自利与有限。趋利避害是万物的本性。人类历史上也有彻底抛弃自利者,耶稣,佛陀……。至今再也未曾有过。有限,指人不可能洞察一切。人治,绕不过人性的根本弱点。

吴稼祥把人性归结为三点: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救的。前两点即人性的弱点,于是寄希望于“人是有救的”。权力悖论与认知悖论的叠加可能对“有救”的愿望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道德悖论。

权力悖论对道德产生两点影响。其一,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13];纵向向上负责,横向对周边和社会事务不闻不问,缺乏公民精神。其二,造成个人崇拜,这一点已初露端倪。

认知悖论的影响是,为了以作为过程之结果的事实来证明道路的正确性——在对社会状况的认同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此处的“事实”只能是经济,而经济一目了然的指标就是GDP,——不得不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事务的重中之重。至于精神上的发展等,或者退而居其次,或者服务于经济,或者必须保持一致。其结果是社会的拜金主义严重。经济发展本来只是“用”,重要的是“体”。当GDP、航母、高铁、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物质领域的成果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之时,“用”便俨然成为了“体”。无怪乎“世界看中的是中国的钱,而不是中国的心”。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14],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业已基本契合了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一般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再有大的根本性改变了。

中国,有待在继续发挥优势之时,减少代价,降低和预防风险,进一步调动“人心红利”[15],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兴趣激发出来。

GDP第二了。然后呢?在一路赶超途中,前面或多或少有追赶目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在今后的路上越来越需要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这就需要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度,为社会提供更宽松的氛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历经近40年,是时候沿人的需求层次提升了。

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何为“天”?

其一,在生物界,由于竞争者与“天”完全不成比例,相应于“天”而言,所有的竞争者都处于“微观层次”。微观层面的弱肉强食,在宏观上成为整体演化的动力和机制。在资源充分的前提下,生物多样性越大,功能也越强,生态系统进化。

然而由此推不出人类社会也一样需要文化多样性、制度多样性、生产方式多样性,而不是强者消灭弱者。在人类社会,竞争者与“天”在同一个数量级,无微观与宏观之分。国家间的弱肉强食,不可能趋于人类社会整体功能的“进化”。

其二,国竞国择。在人类社会,国家在彼此竞争的同时,也扮演着“天”的角色,争的是选择权,而不是被选择。谁强,谁就是“天”。

眼下最新的案例是,在全世界出于正义而反对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时,内塔尼亚胡指责联合国已经从道义力量,堕落成道德闹剧。众多游移不定的国家掌握了联合国大会的大量选票。美国威胁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与以色列退出教科文组织,拒交联合国大笔费用,内塔尼亚胡要求巴勒斯坦接受现实。

不要忘了,在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年代,霍布斯的名言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数百年来,西方是“天”。如今,在“天”的色彩中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中华文明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差异巨大的文明体系,不复兴则已,一旦复兴,就绝不仅是世界上多了一个强国,而是要动摇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根基[16]

什么是“现实”?只有强者才有能力去建立普遍受益的世界制度,可是强者总是坚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这是对既往的归纳,人们是否可以期待反例?

铁血首相俾斯麦之“铁”和“血”告诫后人,以“铁”之强权征服世界,必然付出“血”的代价。

能否为人际和国际的竞争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普适价值;宗教和伦理能否劝人向善?如果下无底线,上无引导,人类社会将会在弱肉强食中坠入深渊。

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预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大势”者,“天”否?何谓“大势”?

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迅猛发展,超越人类社会之“天”,呼之欲出。这已经不是后话。



[1]冯天瑜,试解“李约瑟悖论”http://cul.qq.com/a/20140613/025232.htm

[2]韦森: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https://www.douban.com/note/372159492/

[3]蔡恒进https://image.hanspub.org/pdf/ETW20120100000_43632380.pdf

[4]马丁雅克,西方学者眼中的2030年:“中国”标签令美国黯然失色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context=%7B"nid":"news_9595711612094537605"%7D&pageType=1

[5]剑,山重水复的中国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from=groupmessage#cid=2304189ec5e50d0102xpvb&vid=0&extparam=&from=1110006030&wm=3333_2001&ip=180.167.5.210

[6]成素梅 | 智能化社会的十大哲学挑战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6/13/27494174_701337988.shtml

[7]冯克利,我们今日仍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9/21/35472788_610570759.shtml

[8]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2006-11

[9]裴敏欣:中国已进入转型拐点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404?page=4

[10]郑永年: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606-768852

[11]吕乃基,在世界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中理解五四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6

[12]长安不见使人愁——帝国的斜阳与转机http://www.sohu.com/a/192603833_313170

[13]杨利川在转型中国第42期沙龙上的演讲http://www.fun48.com/article-24204-1.html

[14]姚选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向何处去——一种政治哲学层面追问,http://www.cqvip.com/QK/83655X/201701/671263121.html

[15]http://www.xuan6.com/zixun/2017/0626/2177053.html  

[16]中国将如何领导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体系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05/07/34528039_668863387.shtml

[17]赵汀阳:世界史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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