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既之后的一系列言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说特朗普正在毁掉美国者有之，毁掉西方者有之，说特朗普全球化开倒车者有之，毁掉普适价值者亦有之。

其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在某种角度看，特朗普只是历史的钟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既然如此，必然还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再摆回来。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理性-非理性之间的摆动。

文艺复兴前期的复古，崇尚希腊的理性，然后是情感冲动、扭曲、变态的非理性和神秘倾向的巴洛克艺术，接着是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这一世纪末的洛可可风格又可看作是对古典主义的背离，18世纪是理性的世纪，“以头立地”，再次肯定古典主义。在古典主义盛行之时，卢梭又开浪漫主义先河，并为德国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哲学所继承。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是浪漫主义哲学的顶峰与总结，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但却是终极的封闭的体系。正如火山喷发，岩浆泻下，在时间与空间上距其源头越来越远时便冷却凝固，其外表奔腾流动，但实质却僵化不变，火热的岩浆成了冰凉的火成岩，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于是，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文化思潮便可视为在黑格尔的僵化之后的又一轮浪漫主义，又一轮非理性主义。确实，20世纪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上的种种浪漫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反机械、颂扬生命的力、热情奔放、追求变化、标新立异、反对一律、僵化、卑视理性思维、崇尚直觉、灵感与顿悟……。  

回顾历史，这样的钟摆比比皆是。

在亚当斯密揭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由维多利亚时期的放任自由，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高举“看得见的手”，再到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强调市场自由，让看不见的手自主运行，而今当选总统特朗普则把手一直管到一家公司在墨西哥还是美国投资办厂。

在这两只手轮流主导的背后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摆动。强调公平，政府出面干预，侧重效率，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这样的摆动还涉及到社会与资本双方的利益关系，要求公平，侧重社会民生；效率至上，则资本获利更多（皮凯蒂）。

与之相关，强调市场因素，排除政府干预，于是小政府；而政府干预，则通往大政府。

以上是共性，再看中国。文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孰料仅30余年，“文革重演”之声再起，这似乎也是一种两极之间的震荡。在更大范围看，实际上沿袭了近代以降中国意识形态争论的主线：中西文化之争，体用之争，融入世界与中国特色之争。

有趣的是，西方侧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之间的钟摆关系到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在中国特色中，无论钟摆摆向公平还是效率，大政府自巍然不动。

再集中到特朗普现象，同样可以从类似的角度加以分析。

其一，由延续数十年的精英主导，包括华尔街金融精英、硅谷科技精英、好莱坞影视业精英，以及主流媒体精英，等等；如今则转向草根，民粹主义。这一点由精英阶层的集体失落感和特朗普青睐非主流媒体，看得一清二楚。特朗普不是去意识形态，而是从一种意识形态摆向另一种形态。

其二，无独有偶，在中国强调特色30余年之后，美国如梦初醒。多少年来，美国以移民国家自居，自豪，而今则要从民族熔炉回归，确切的说，是要剔除少数族裔，铸造一个以白人，特别是中下层白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民粹主义，或许还要加上民族主义。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显得怪异。我们习惯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战斗民族”，现在需要适应刚刚诞生，或者说从沉睡中苏醒的“美利坚民族”。拿破仑当年想到了中国，未曾想到还有美国。

据2016年BBC的一份民调显示，4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其次才是美国公民。”“我们的国家，不像其他民族国家，它是建立在高尚理想之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章指出，美国要做世界的典范，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自由的志向，已经融入到美国的政治DNA。然而已故的理查德·罗蒂认为，虽然“从长远上看，这有助于使我国更受人敬重、更宽容、更文明。”但“这是不爱国的。在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名义下，它拒绝为美国感到欢欣鼓舞。它不仅批判国家团结的观念，还排斥民族自豪感。”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二者之间的张力，会是今后左右世界与各国走向的一条主线。中国对自身“特色”的强调与坚守显然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其三，时下喜欢评选“最大赢家”或“输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或许让福山较为尴尬。“历史终结”提出不过20余年，“例外”不断。最初的“例外”是一连串颜色革命的后果，最后竟然是美国画地为牢要铸造民族国家。多少年来，竭力推动“历史终结”的美国，竟然成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回到原点；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震荡。这一震荡，可以理解为前两项震荡在时间上的映射。

为什么会有“钟摆”？

从客观的角度看，在于钟摆所涉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粗略地看，事物都可以认为由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组成，譬如“阴阳”。在“太阳”和“太阴”之间形成某种谱系。这两个方面在第三方——语境的影响下，在谱系的两端之间摆动。物极必反，两极相通。“中庸”，谈何容易？要是真的不偏不倚，事物实际上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从主观层面看，大致有三个因素。其一，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洞察一切”。在“一方面”占优甚至压倒性优势之时，强光之下，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处于绝对的黑暗之中，或者干脆就是“无”（背后是否就是神秘的“量子意识”？）然而实际上，那“另一方面”正在黑暗中酝酿，壮大。其二，一旦发现问题而着手纠正，实践的效果往往滞后，奏效有待时日，系统将因惯性而继续偏离平衡点。其三，在回摆之时，在喜新厌旧和逆反心理左右之下，往往矫枉过正，所谓“不过正不能矫枉”。

钟摆还有层次。在自然界，最低层次的钟摆或许是基本粒子的热运动，随机涨落；在人类社会，人心始终处于两难的纠结之中，公与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物质与精神，“难得糊涂”与清醒……，心静如水，谈何容易！逐级往上，钟摆越来越大。小的钟摆汇成大的钟摆，遂有“蝴蝶效应”，大的钟摆包含、制约、影响小的钟摆。前者是自组织，后者是他组织。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又有钟摆。在万物之上，还有宇宙的钟摆，膨胀与收缩。

既然以“钟摆”类比，自然会想到摆的幅度和周期，关系到摆的长度。

在人类社会中，人口数量与或长或短的历史显然与摆长有关。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往往震荡的周期较长，这里的典型当数中国。让几亿乃至十几亿人口一起动起来，一起停下再往回摆，谈何容易！数千年的历史或许就是数千公里的摆长。

为此，各国政府设置了长短不一的运行周期，以人为周期来影响、制约和抵消客观（广义）的周期，如美国大选4年，难保是否可以连任，中国一届5年，往往连任，俄罗斯是6年，不仅可以连任，而且还可以“二人转”，满打满算就是24年！

中国的“摆长”虽长，但还有另一个特色，在影响“摆长”的诸多因素中，有一项权重远超他者的因素，那就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权力愿意，某某挥手我前进，群众可以轻而易举“发动”起来，奔向“摆”的这一端或那一端，从而极大地改变中国钟摆的周期。当年有“7、8年再来一次”，如今基本上依然如此，左右两派的舞步踏着上层的鼓点，闻风而动；不同点是资本往往离心离德，譬如2015年的股灾。

然而，历史并没有在原地踏步，在钟摆的背后，有两个穿越时空和所有壁垒的主线：科技与人性。

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到蒸汽机、热机和电机，到IT和生物技术，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历史的每一次钟摆较之以往都有所不同。

人性同样。即使“退一步”，也酝酿着而后的“进两步”。由科技、市场经济和普适价值等为主体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必将传播到全世界。人类终将构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惯性回归力和远离平衡态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正是在科技与人性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历史一次次的震荡得以摆脱惯性回归力而逐步远离平衡点，在新的状态下稳定下来。一个典型事例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在这之前的“治理整顿”，在强大的惯性回归力的作用下，隐隐然有回到1978年之前的趋势。正是南方谈话转向市场经济，从而走出单调重复，中国融入人类发展的潮流，迈向新时代。这一事例顺带也说明了，强人在中华大地可以如何呼风唤雨，当然反过来也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羸弱和对强人的依赖。

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主线往往滞后于科技的主线，这或许就是“文化滞后论”。在万科收购案中，有所谓“野蛮人正在敲门”；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的竞技场上，当国家、民族等各种群体左顾右盼冲突不已摇摆不定之时，科技却一往无前。比尔盖茨有言道，技术是从来不会等待人们准备好之后才发明出来，随后是人类跟上。这又是一个钟摆。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人类是否还跟得上？

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人类的历史必将会终结，然而很可能不是终结在福山的意义上。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历史的钟摆正在远离平衡态。

奇点人正在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