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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迟至18世纪才出现经济学家?

已有 3170 次阅读 2017-10-8 07:12 |个人分类:社会评论|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国, 牛顿, 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吕乃基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而迟至18世纪才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市场经济理论,出现经济学家?

理由是,其一,在于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了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学家那样,由貌似纷繁变动不居的现象揭示本质。

其二,对象的客观性。

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终于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案例,类似钟摆,类似天体运行。就此而言,现象实际上并不“纷繁”:而是重复出现,以及在欧洲大地(特别是西欧)普遍出现。试问,如果现象各异,反复无常,以及受到外来不明因素的干扰影响,亚当斯密纵然再有才华,也将束手无策。

18世纪的重农学派认为,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就像物理学和天文学那样受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自由经济法则必胜”。

为此,土地、劳动和资本就必须从原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入流通之中。仅此一点就激起巨大的利益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的变化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这一步。社会的发展终于抹掉了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组合。

一旦与政治和宗教分开,经济活动就如同太阳系或自由落体那样客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客观地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深受启蒙运动有关自然和人类本性理想化的影响,进一步超越重农学派。正如行星在自己轨道上和谐运转、受看不见的引力作用而不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人们都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只要存在竞争和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实行“明显、简单的完全自由的制度”,就能公正地分配财富,人类也可以和谐活动。亚当·斯密在看来平淡无奇和混乱的世界中揭示秩序和意义[1]:趋利避害——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认识到“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而不是土地,同样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见识。劳动虽然早就发生,但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意味着,人类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建立于自己的行动之上。

亚当·斯密的第三项贡献是,他在“漫不经心”之际,开启了一个由社会内部产生的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海尔布罗纳写道,“一个漫不经心的个人与别的一个人保持行动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将发生变化的机制”。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同时也是最严厉的监工,“没有什么人从中指导”。追求自我利益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要做的只是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这些贡献表明,亚当·斯密确是如他自称的“伟大的自然设计师”[2]

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的才华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抽象出“剩余价值”概念并完成《资本论》巨著的前提。试想,马克思若生活在当时的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即使其本人依然有这样的能力,能提炼出“剩余价值”和完成《资本论》吗?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呢?

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近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着了迷,以他们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左观察右端详,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还是中国的同行为其解惑:中国没有经济规律,中国经济遵循的是政治周期,也就是党代会周期。研究者指出,1977年到2003年间,党代会召开年经济平均增率10.3%,第二年11.0%,第三年9.3%,第四年8.7%,第五年8.0%。党代会召开年份会经济增长率比常年高出3.3 %,投资增长率高出18.5 %。每一次党代会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和口号。在党内外形成政治共识,掀起新的建设高潮。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曾抨击大陆至多仅5位经济学家[3]

问题是,中国有5位“经济学家”吗?中国有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客观存在,中国难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家”,包括经济学家。

中国的情况实在太过复杂,加上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转型之中,还有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竞技场上,各类主体,国资外资民资各显神通。即使如此,功课做足,研究做细,心绪放稳,中国的经济,依然应该有规可循。问题在于权力的一再干预,其中有必要,有随意,有不由自主,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既有政绩,也有桌面下的盘算。于是在现象层面大量存在的不是“个案处理”,就是“下不为例”;既不普遍,也不重复。

为了夺过“话语权”,学界一再强调,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经济学”,那一定如某律师所言,要“政治挂帅”,因而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丁教授意义上的经济学。

只是,面对看得见的手无时无处不在的操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能否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揭示普遍规律,而在于按照政治意志,在实践上掌控经济。既然如此,经济学家,又有何用?


[1]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

[2]同上.4664

[3]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0/14437405121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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