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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技术理性则是万万不能的 精选

已有 9669 次阅读 2017-4-14 09:06 |个人分类:科技|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博弈, 语境, 技术理性, 投入产出比, 功能价格比

吕乃基

如果说,科学理性属于认识论范畴,是认识过程之底,旨在祛除主体附着于对象的价值,祛魅,排除语境的干扰,由形形色色个别的现象揭示共同的本质,脱域,或者说“非嵌入”,以揭示存在的必然性与普遍性,从而由认识论进入到本体论;那么技术理性则属于实践论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乃至所有实践活动之底。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外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以及在此过程中改造自我。在所有的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之底,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一、一般意义的技术理性

20世纪中叶至下半叶,西方在走向后现代之时,学术界开始大力批判技术理性;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后,随即汇入这一学术潮流,对技术理性口诛笔伐。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套用一种格式: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技术理性则是万万不能的。学术界对于此言的上半句已经说透,笔者并无异议;此处想说明的是后半句,这一点对于中国尤为重要。

1.什么是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就是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理性,其初始条件是科学理性,边界条件是市场经济,其核心是“有效”和“博弈规则”。

有效与可控。有效,显然属于价值理性,意味着主体的参与。对谁有效,何为“有效”?于是,在科学理性中被祛除的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中跃居首位。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过程,因而有效必然伴随着全程的可控。一旦主体以种种方式介入存在及其过程,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即随之而变,从而影响主体对“有效”的理解。有效与可控,这是实践与认识的根本区别。

其次,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

这两个“比”,其一,即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人类社会的实践环节的体现。无论是天使行善还是魔鬼作恶,效益最大化,概莫能外。“最小作用量原理”必然需要精确“计算”,为此必须把握对象的必然性与普遍性,由此可知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理性的基础地位。因而,只有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技术理性。传统社会只能凭感觉,第一次工业革命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其二,除非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其实,即使在荒岛上生存的鲁滨孙,同样用到了人类社会中的商品,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个体/群体间的博弈与合作。在供给方,看谁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在需求方,看谁的功能价格比更高。

这两个“更高”,就涉及博弈与博弈的规则。处于竞争/合作中的各个供给方是否平权,是否可以以同样的成本自主选择需投入的资源,以及承受所付出的代价。那些居于产业链上游的垄断行业投入产出比越高,必然压低下游的投入产出比。如果垄断行业以其垄断地位参与竞争将破坏竞争的公正性。对于需求方来说,是否可以在众多供给中自由选择自己之所需,而不是被垄断和捆绑。

博弈还发生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也就是两个“比”之比。其一是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其二,关系到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层级及其提升。也就是说,作为人性提升一般规律的马斯洛需求层次,没有被官本位等所扭曲和异化。否则博弈方必然谋求做官或与官勾结,以权力谋求更大的投入产出比或功能价格比,从而扭曲技术理性。

2.谁是技术理性的主体?

韦伯和马尔库塞在抽象出技术理性之时,便舍弃了技术理性现实的形形色色的主体,技术理性的主体成了抽象的“人”。后人的批判,即使不是所有的话,绝大部分也都舍弃了实实在在的个体,所涉及的主体大致是是浸染乃至深陷于现代性的人类。再进一步抽象,则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或者干脆就是——资本。一句话,不是现实社会中的“此在”,不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人。

技术理性的主体须参与竞争并享受成功的果实或承担失利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个具体个体的独立性,产权清晰,拥有自主的决策权,以及个体之间的平权。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个个体——个人、形形色色的公司——的实践活动孕育并实践着技术理性。

只有这样的个体,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同时,也只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才会培育出这样的个体。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作为技术理性边界条件的意义。统一,意味着所有的局中人面对所有的生产力要素自由选择;开放,表明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符合资格者可以随意进入以及发展;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有序,意味着规则,而规则,是博弈的核心。市场的要义是交换,规则即保证交换在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下进行。规则具有底线,那就是法律,对违规者不仅有经济上的惩罚,而且面临法律的制裁;法律又是“负面清单”,在“清单”之外,怎么都行。

在这样的规则下,博弈胜负的标准一致,各个博弈方自然尽可能减少投入和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尽可能满足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社会作为整体也就进入向上的通道。再者,在负面清单的宽松环境下,在上述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往往选择差别化,以避开竞争。这就导致形形色色的创新。

输赢,不是权力的此消彼长,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好恶。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河床”(维特根斯坦语)中,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社会发展,人性提升。

3.技术理性之所以是人的实践活动之底其一,在上述博弈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那就是自然界

人类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套用一句热门的话:你来与不来,自然界的规律总在那里。自然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立法。因而在自然所立之法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重复性,可以为他人和自己重复。这是技术领域须设置专利以奖励创新防止山寨的根本原因。工程虽然独特,但其中的技术环节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移植。

相比之下,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千差万别且时过境迁,大量发生的是一次性博弈。因而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难以进行横向的比较。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衡量尺度,备受非西方国家的针砭。

自然界的参与,为各方的竞争提供了一致的平台,制定了统一公平的规则,为求得更高的效能、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大的“比”,有关的主体都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由重复博弈而演进博弈。由此再次可见,科学理性作为技术理性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在技术理性的背后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支撑。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在技术理性的引导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关系自然导向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在技术理性中充分体现了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以及“最小作用量原理”。至于人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则通过合作与竞争,在博弈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克服。最新的进展是,投入产出比与功能价格比都必须考虑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科学理性不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技术理性同样不限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首先,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必然涉及大量的个人与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其次,在自然界为人与自然的博弈立法之时,这样的法,所形成的规则,必然渗透到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技术理性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认可,同样成为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

必须指出,基础并非全部,基础向上开放,技术理性有待提升。“比”,不仅是钱财,以GDP作为标准,其弊端已暴露无遗。

4.技术理性的“生态”

“有效”与否,不仅涉及主体、群体与当下,对于此者有效,于他者可能就是噩梦,于局部有效,与整体可能是灾难,于今日有效,来日再看或许事与愿违,这就涉及对“有效”的判断,按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优先级排序,由此形成的轻重缓急就关系到价值理性。

技术理性的一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只有在科学理性所揭示的关于存在(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性)的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制定行动的规划并付诸实施。技术理性的另一端受价值理性的引导。有效,为行善还是作恶?为纵欲还是提升自我?

技术理性只有在规范透明的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场”中奏效,进而生发出正能量的价值追求,诚信守法,积极向上,进而创新发展。

二、技术理性的中国特色

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或非理性。具体说,在认识领域,中国人缺少科学理性。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认为:“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1.在实践领域,中国人缺少以自然界作为实践对象的技术理性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鄙视并压制技术理性,斥之为雕虫小技。在2004的“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 的报道中,一位农民说,新书可以搞事,老书晓得做人。这就是所谓“要做事,先做人”的传统文化。此言看似冠冕堂皇,实质把做事与做人对立起来。人类正是在“做事”,特别是在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学会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建构社会,以及培育规则意识,一句话,学会做人。没有以做事为基础的做人,如空中楼阁,甚至陷入虚伪。一旦在做事中学会做人,随后又以做人去引导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实践活动,进一步扩展人生,提升人性。

中国擅长的是以人际关系,以社会为对象的实践理性。人际关系,放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几乎就等同于政治。莱布尼茨比较中西哲学:“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实践哲学不仅用于处理国内事务,而且全面地处理国际事务。

2.政治理性

政治,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一中国特色的说辞得到说明。按唯物主义,这三者的次序无疑应是“经济政治文化”,按唯心主义,倒过来,是“文化政治经济”。唯独中国,既非唯物,亦非唯心,而是“唯政治”。

唯物主义向上开放,唯心主义向下引导。“唯政治主义”,下,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不在乎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较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遵循,甚至无视规律;上,实用主义,利益至上,较少系统且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性的引导,无一定之规,没有底线和不考虑程序公正,甚至不择手段。

技术理性在中国,就是“政治理性”。国人的理性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国人的聪明才智,在政治领域表现的淋漓尽致。投入人情、资金、美女,产出则或是投桃报李,升官发财,礼尚往来和面子,知恩图报。在人情往来中,生人可以混熟,熟人社会则得到维系和强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也得到巩固和提升。

“政治理性”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中得到集中体现。最大的恩德来自皇上,皇恩浩荡,泽被天下。皇上应用其恩威把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臣民则应谢主隆恩,进而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求得到晋升。由此,中国的皇权得以巩固,官本位得到强化。

在人情与恩德的背后,是个人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精确测度和掌控,从而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性”,与技术无关,与工具无关,与科学理性无关,实际上是无规状态下的“理性”。这样的“政治理性”,却又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无关,只是在权力之下个人无底线的生存法则。

3.缺乏技术理性的生态

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及认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技术理性本应得到发扬光大,然而权力的干预破坏了规则,垄断造成技术理性的主体之间不公平竞争,全社会的诚信缺失视规则如儿戏。凡此种种,致使技术理性中所有的“比”落空、变质(参见:令人五味杂陈的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擎励))。

中国不仅没有科学理性,而且几乎从来不曾有过技术理性,有趣的是,却在1978年恢复学术研究后,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跟在西方学术界后面批判技术理性。

用一句流行的句型,“你在或不在,技术理性总在”。

技术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戏,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其残酷性在于,不论技术发展是否有风险,谁也无力改变这个以普遍技术为存在条件的游戏,除非自愿成为被技术所抛弃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属于激进左派还是守旧右派,都无力抵抗普遍技术所引导的全球化,因为精神终究无力对抗物质力量。这很可能是个悲剧,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悲剧性原理(赵汀阳)。

在传播“技术理性不是万能的”之时,有必要回过头来看,“没有技术理性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当下中国,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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