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友们的博客中得知，近来某些大学的管理部门因防止学生逃课，用上了按指纹、以摄像头监控等，这种情况对于我是很意外的。还有一篇博客题为“劝学，厌学瘟疫似地弥散在大学校园”。

从学生的角度也从我的经历看，这不是大问题；逃课的再多总会有学生上课，点名都是不必要的，用摄像头监控就更是浪费资源。我认为大学生应该有自学能力，可以有不听课的自由，可以任意地旁听不是自己专业的也未选修的课，也可以在校外兼职挣一点钱；只要实验课不缺席，考试时应考，就应该是没有违反校规。校方对学生的考评应提高要求，以激发学习的潜力。劝退和挂课是经常要处理的事。教授可少受一点教程的束缚，没讲到的地方学生有参考书可读。总之，大家各得其所，这样的治校模式，自必提高学生的自尊心，逃课现象会大为减少，校长和教授都是神仙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界怀旧之风盛行，提到西南联大几乎全是赞美之声。其实，联大独立办学的自由是来之不易的，对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颁标准，梅贻琦校长和冯友兰为首的教授会议呈文抗辩，拒不执行。当时有地方势力存在，重庆的部长不愿找麻烦也就不了了之。

联大学生每学年注册之后，自己找个床位住下（除工学院外，教室和宿舍都在那个叫‘新校舍’内的黄泥筑墙、茅草盖顶、四面通风的一些大屋子里）。日常生活全凭同学们自行安排，没听说有“后勤”。不管你注册了哪些必修课和选修课，有无逃课系里不过问，但实验课要认真操作，考试必须参加；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人逃课。同时不少同学喜欢随心所欲地听课，旁听生不会被赶走。我就听过闻一多先生的“汉魏诗”教室不够大，人满了，还有人站在窗外听。这是对古典文学的一种享受，中文系选此课的才记一点笔记，他们只占听众中的少数。

联大也有一些教授上课先点名，但不会影响考试评分。考试的题目再难，也没人抱怨更不会向系里抗议。联大的毕业证书是附有成绩单的。

联大的体育课四年、八个学期都是必修，没有期终考试，但一学期里缺课超过若干节就算不及格，有一学期不及格就不发文凭；联大体育部教授是鼎鼎大名的马约翰，他的坚持成为校规。我认识一位同学因缺了一学期的体育课，念满四年后在昆明教中学，每周必回校补上体育课。

这样一个没有“纪律”的学校还出人材？那时的联大人虽然生活十分艰苦，而心情却十分乐观，模糊地但坚定地认为抗战必胜，胜利后必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在学习上十分起劲，都希望将来对国家有所贡献。学校的气氛愈自由，愈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潜力。

历史竟然如此其曲折，当年他们盼望的美好的将来没有出现，到了他们的孙子辈还仍旧只是依稀在望。联大的那辈人享受了模糊的乐观和学习的自由；而新一代大学生在校领导的无限关怀下，日子比抗战时期的前辈过得滋润多了，反而出现了逃课与厌学之风，这就使我想不明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