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发博客了。我仍然头脑清晰，今天拉杂写下一些，让网友们知道我还健在。

杂忆：

从选上学部委员到耄耋之年

     “文革”后1979年，有不少人说中国科技工作者有断档的危机，必须尽快地采取措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是决计先将学部委员的聘任制改为选举制，并扩大其名额。主持科学院的方毅同志，热心科学十分尽职，马上着手进行：由当时还在世的，原五、六十年代聘任的学部委员作选举人，各单位酝酿后提出候选人，对外并不公开，只通知拟定的候选人，自己提交一份学业资历、科研成果和论文目录，我所在的研究所有五位同事被要求提交材料，我们各自都还在纳闷，有点提心吊胆，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后来得到院里通知才知道自己当选了新学部委员（我单位五位交过材料的有三位当选）。不久收到一个进出院部的证件，其实很少用到它。更不记得学部委员有什么特权。1981年召开了学部会议，开了几天会，是讨论学部的章程和其他议题，最后选举了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举院长。当选人是卢嘉锡，卢先生是位知名人物。二战时在美工作，还得过奖章。1945年归国，1954年入党，并创办福州物质结构所担任所长，他祖籍台湾，1915年生于厦门。从专业水平和政治条件来说，他的当选没问题，一时让我感到新鲜的气氛。方毅卸去原院长兼党委书记，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卢院长和新来的院党委书记就任后不久，最高当局却又颁发了一个将中国科学院划归国务院领导，任命卢某为院长的红头文件。

我当选学部委员的事完全出乎意外，我想原因是那一次新增的名额颇多，其次是“文革”前十七年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工作，有一点儿成就，就殊可嘉许罢，可以说当选的门槛不高。这也不怪，那十七年有一部分同事在缺乏设备和避免被批为工作脱离实际，就干脆在上班时以读毛选四卷、看专业书和参考消息度日。“文革”后还有少数与我差不多同时回国颇有能力的海归申请离境，上级明智地发给护照，还由院里设宴送行。我在学部第一次会上，除听报告外，在分组座谈会上按照20多年来吸取的教训“言多必失”；听得不少，说得不多，也没有被推选入数理学部的常务组。记得开完会后也没有大任务。在80年代我担任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两届审查非核物理项目申请书的工作。审查组由八人组成。我们是否滥用了权力呢？绝对没有。科学基金会事先有一位抽调来过滤申请书的副教授，也照顾我们开会。当时基金会很穷，我们差不多全部申请都批给了钱。款数少得可怜；还从原被过滤掉的申请中找出尚可考虑的也给一点钱。记得其中一届是在杭州的原杭州大学开的（时在暑假）。为了节省开支，住吃和开会的日数都事先规定，只留了一天作为市内游览后，如期返回。

1978年，全国首次招收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我被列入我们研究所中的导师之一。那一次的考生十分优秀，我收了四人，推荐了二人给其他导师。最多只收四人，不是上级的规定，而是我所的几位将当导师的人一起商定的，可谓极为谨慎和郑重。学生在研究生院念一年书后，到研究所作论文，要保证在两年之内完成任务，选题煞费苦心，可是一到毕业（甚至还未毕业）就被留美的奖学金吸引走了。后来有了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但考生与第一届比一年不如一年，原因之一是北大、清华……等名校自己将本科毕业生中优秀的免考，保送为研究生而且第一届考生不少是十年浩劫中暗中走白专道路的有识之士。1989年我年满70岁，送走了最后一位研究生去美之后，决定关门不再招生，而且逐渐退出一线的研究工作。我自知已过了科研出成果的大好年华不必强求。我一直没有个研究团队，收摊子不成问题。

此后，我继续担任物理学报执行副主编，这件事由来已久，物理学会主办的物理学报编辑部原归清华大学代管，解放后清华北大重组，物理学报编辑部由全国科协委托物理研究所代管。学报的主编是王竹溪老师，副主编是钱临照前辈。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时，物理所领导以支援科大的名义，将钱先生的编制并未事先征求本人意见就转给科大。钱先生找到我说：他以后不到所里来了，请我代替他作副主编，我在昆明就认识他，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后来一想真是很孟浪。他大约先已把这一决定征得周培源先生和王老师的同意。周先生原是中国物理学会的会长。解放后各个学会都归全国科协领导。他从那时起就不要求学会搞什么活动，也不照章改选会长，一直在开了科学大会之后才恢复学会的活动，开会改选会长。他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明白而学术上有大成就的长者。我在昆明时并没有听过他的课，不曾有往还。那次差不多休眠了三十年后才开会时，周先生一见到我，就连声说：他感谢我这几年为物理学报出了力，这许多年只有这份学报还是活着的。当时王老师的肝病已到晚期（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染上血吸虫病的后果），周先生就和我商量学报主编由谁接任的事，我说，学报编辑部“挂靠“在物理所还是由所外的人任主编更好一些，周先生点头并亲自去病房请王老师推荐人选，王提名周光召，周先生说光召太忙，于是王另荐黄祖洽，就定下来了。一晃就过了许多年，物理学报早已扩大了篇幅，并出了与中文的物理学报内容迥异的英文期刊Chinese Physics B（刊载非核物理的论文）。又有了Chinese Physics C（刊载与核物理相关的论文），编辑部设在高能物理所。当初的计划还没完全实现，至今尚缺Chinese Physics A（计划刊载理论物理的论文），因为始终未能争取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我曾连续担任过两届物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分管出版事务。并在1984年为物理学会创办了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邀请北大甘子钊任主编，编辑部仍设在物理所。1995年左右，我辞去物理学报执行主编的职务，编辑部把我的名字作为顾问留在封面内页。到现在主编已经换了三届。

1995年我虽然已逐渐退出一线的研究工作，我的兴趣转移到碳60和相关的新生事物上。我为科技导报写过这方面的综述，并随时关注着这方面的新进展。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十年浩劫的后遗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文革”前期，表面上对我夫妇的冲击不大；作为革命的对象,我有写不完的检讨,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请罪，接待外调时受尽斥责，都是形势所当然的。同时我的老伴胡镜容作为一个工科学院的教基础数学的讲师，因职位低人缘好仅只紧跟革命群众天天开会，可谓意外的轻松。不幸的是，她原有轻微的心脏病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那时是护士主管医院的期间，心电图仪器被打上了封条），她的病日渐严重。1980年我们的二女儿以上山下乡再回家的知青，因超龄得不到上高中的机会。她突然背叛了读书无用论，决心利用从来不肯让人知道的海外关系出国念书，我们只好听之任之。她很快地办好了出国签证，竟然在美从社区学院读了一年半转入州立大学，两年后本科毕业，再受雇于IBM。以计算机专业获得衣食无忧，成家育儿的日子。1990年她接她妈妈去美养病，在她家长住下来，拿了绿卡。从那年起，我每年有三个月或稍长去美国看望老妻，但每年一次的院士会我还都出席。1991年第二次增选学部委员（从来没人问过为什么1980年第一次选举后要等十年才举行第二次增选）。这一次才是先有章程，要求本人申请和两位选举人推荐……等规定，以后每单数年增选一次。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直到我1999年“资深”之后才不再参加增选会。我从来没有申请过科学基金，也没有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过一点小麻烦，即是那些年有两、三位友人找我推荐其作为候选人。此种事还好办，我先请对方写个草稿，我加以删削，在评语上我字斟句酌，然后密封寄出，选上与否与我关系很小。我只主动地推荐过一位改革开放后出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大公司工作一年，即便回国的某位海归。

我的大女儿1964年考入北大化学系，读完二年级，“文革”降临，上山下乡。回城后，考入一工科学院读完硕士，留校任教，她的美语十分流利（幼儿时期养成的）也就成为学院接待来访外宾的陪同者，因此，她后来得到作为交换学者或访问学者的好处。九十年代中期，她在罗马作访问学者，突然得知学院将让她接替将要退休的教授当教研室主任，并提升为副教授。这应该说是好事，她却张皇不安。她的推想是，如再遭逢政治运动教授们便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在罗马工作期满之后，以探望妹妹的名义取得访美的签证。在那里很快就有华裔学人主办的科技开发公司雇用她作助理，替主办人管理这个不过十多个雇员的知识产业。接着她的小家庭也移民纽约。2004年老妻心脏病已到晚期，我接她回京打算试以中医和针灸拖延残年，熟料不到半年，她竟以脑梗塞在海淀医院去世。

从1995年以来，我已不再专心探究科学。2006年起一直在京安度余年。行动不太方便，每天看科学时报和中国青年报网上消息，我明白世道已经大变，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谈不上公平和清正。当今出现的社会危机绝对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和理想早已随风而逝，但我国的科技水平确有极大的进步，特别在系统工程方面成绩更大。

我以青少年时代的根底，每天读读写写，以文史自娱。空巢老人并不一定就会十分寂寞，试看我们这一代的海归和高知，有多少人不是空巢？我是其中的幸运者，有了一位尽心照顾我的人，应该满足了。

写于北大物理学院即将召开的王竹溪先生百年冥寿纪念会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