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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篇博文里提到了量子干涉的三个基本原理,这三个原理虽然是不依赖于量子光学存在的普遍规律,但证明这些原理的实验证据大多数来自于量子光学的研究中,量子光学领域的专家们对这些原理的认识更多地建立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他们能够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些原理。但对固体物理领域的专家来说,就普遍缺乏这种感性认识,他们即使认可这些原理,也没有象量子光学家那样深刻理解。上个世纪初,爱因斯坦、德波罗意等人在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性思维。爱因斯坦在看到玻色寄来的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解释的论文后,能够马上想到把玻色所解决的光子问题推广到更一般的粒子上,于是有了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德波罗意把光子的波动性推广到一般粒子,于是有了量子力学的物理基础。量子光学中的双光子干涉实验早在1981年就有了第一个实验,而到现在超导物理学家们还不能理解光子对和电子对的量子干涉之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所以我建议国际上的超导物理学家们(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们)学一点量子光学,特别是其中双光子干涉的内容,不然不可能正确理解量子力学,不可能理解超导量子干涉,不可能理解超导波函数,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超导。(当然,以出文章为最终目的“物理学家们”不在我的建议对象之列。)
量子力学是固体物理的基础,固体物理是超导物理的基础。如果一个超导理论违背量子力学,从理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首先怀疑这个超导理论,而不是怀疑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的基础远比任何一个超导理论都要坚实得多。
超导物理是凝聚态物理中最吸引人的研究领域,凝聚态物理领域里的绝大多数理论物理牛人都曾经从事过超导研究。在凝聚态物理领域里曾经获得过诺奖的理论家中几乎所有人都从事过超导研究,这些人包括 Leggett(1938-)、Abrikosov(1928-)、Ginzberg(1916-2005)、Laughlin(1950-)、De Gennes(1932-2007)、mott(1905-1996)、Anderson(1923-)、Josephson(1940-)、Bardeen(1908-1991)、Cooper(1930-)、Schriffer(1931-)、Landau(1908-1968)等,其中在1986年高温超导发现后投身于高温超导研究热潮中的就有Anderson、Schriffer、Laughlin、 Leggett、mott、Ginzberg、Abrikosov等七位,其他没有参与的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经退出凝聚态物理圈子。可见,超导物理的研究阵容是超豪华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集中了凝聚态物理精英的研究团体,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高温超导研究以后,仍然没有能够正确理解高温超导的量子干涉,没有正确理解高温超导的超导波函数。
这其中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还在于大家都以为别人已经把它搞清楚了,那么就不值得计较了,拿来用就行了,因为还有更重要的科研任务要做。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Francis Crick在参观完冷泉港国家实验室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太忙了,忙得忘了思考。”超导物理的理论家们倒没有忘了思考,但他们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而把思考精力集中在那些很多假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的细节上。他们太忙了,忙了二十多年,没得一丝空闲,我对这种勤勤恳恳的态度深表钦佩。问题是再精美的房子,如果建造在流沙之上,那肯定只会是兔子尾巴。
亚里斯多德是物理学的祖师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但他有个很有名的错误观点,他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这个观点在后来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一直被认为是金科玉律,但是四百年前的伽利略在他的《对话》一书中用极其简单的逻辑推理,三言两语就把金科玉律给否定了。在伽利略之前的近两千年时间内,也曾经有过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呢?问题就出在“轻信”这两个字上面。
知道的不等于理解的,要论证一个观点应该要用自己理解的内容去论证,而不是用那些自己仅仅知道而不理解的东西作为论据。因为如果仅仅是知道的话,就没有能力对这些内容做真伪判断。用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作为论据就不是科学态度。
谈到科学态度,其实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对待知识的态度就是科学态度,《论语·为政》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郑融老师的一篇博文标题说得好:“欲识真理,勿轻信之”。他在博文正文中很好地论证了,不轻信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附:我们论证高温超导波函数理论存在逻辑悖论和违背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文章http://cn.arxiv.org/abs/cond-mat/021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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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3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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