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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重要性——经济真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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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通过物权法，他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部法律历经了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物权在我国一直十分敏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私斗私是社 会的主旋律。一九七八年冬，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即使到现在，土地、矿山仍只能出租，不能私人拥有。
产权是难题
公共厕所里的水没有人关，自己家的水要连用好几次；公共林地上的树林被砍光，而私人承包的林地上，郁郁葱葱。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所有人都知道。不过具体理论细节还是由美国人开始。
1968年，哈丁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解释公共草地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最终只能是一场悲 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却 是由全镇（纳税）人平均负担。如果镇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摊到的草地损失虽说没有多少，但养羊大把大把的收入却揣进了个人腰包，放羊越多，得的便 宜就越大。有些人没住在草地边上，无法放羊，却同样承担这种损失。哈丁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的想法是拼命地利用草地。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使用 公共资源来为个人谋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
公共事务一直属于难题。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监督，让守夜人来照看公共林地，公共矿山、公共厕所。有权力就有腐败，这 又怎能保证照看的人不会损公肥私？谁又能保证守夜人不偷赖。在我国，有很多事情采用了承包的方式来解决，虽然不能说效果多好，多少还是有一点。
国内环境污染很厉害，大量有色金属矿、煤矿遇到开采方式落后，开采率低等 问题，同样受到公有产权制约。矿山不属于矿主，只能开采一定年数。矿主只会考虑在这个年数内获取最大利益，只会尽可能开采易 于开采的部分。有些矿主甚至有意把矿山弄坏、弄烂，以便于阻止那些矿山潜在进入者。
产权机制很重要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野生动物的环境保护活动正受到世界的关注。人们为了保护某类野生动物，花了很多钱，然而还是灭绝了。人类每天吃肉、喝牛奶，不知屠 宰多少猪牛羊，但这些动物似乎越来越多。农场主从动物身上获利，他们会主动去保护。
合理机制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非洲的津巴布韦经常发生战乱，动物保护组织根本无法开 展工作。然而这个国家从1975年开始实施《公园和野生动物法案》，即实施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让村子对游客进行收费，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费。20世纪 70年代，津巴布韦的大象约有三万到四万头，80年代末为五万头，到了90年代末是六万到七万之间；而同期非洲大象从1980年的120万头减少到十年后 的60万头。目前津巴布韦政府允许每年捕猎二百头；而同期肯尼亚在80年代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大象，单单1989年每天被非法偷猎者捕杀的大象就有17 头——非洲所有大象的数量由于偷猎而减少了一半。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有足够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而同一时期非洲的整体生活水平、教育医疗 状况却一直停滞不前。
最近多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性问题，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政府无法 知道企业的减排能力，强行摊派必然产生问题。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 提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随着议定书签订，碳排放权正式成为国际性商品，现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京都议定书》并没有强制某个企业要减排多少温室气体，只是把碳排放设定为产权，任何为任何企业皆可购买。
当前，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而农村的宅基地和农用地大量闲置，没有合理使用。现在国内正考虑农村宅基地流转、农民土地流转等措施。让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的人 能够集中大片土地，实现专业化经营。当然，虽然土地不是私有，但是可以通过流转的方式解决一些矛盾。
规则和契约
谈到产权，就不能不提到规则和契约。排队、靠路的右边走等等是社会的规 则。英国一名71岁的流浪汉竟成史上最富的流浪汉，按照英国物权法，一个人在无争议的情况下占有一块无主土地超过12年，那块地就是他的。1986年，这位流浪汉在高级住宅区附近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帐篷式小屋，结果一住就是12年多。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推就可以在那儿挖金。排队根据到达时间，获得一项权力和义务——必须等前面那几位完成，前面的完成就轮到你。在路上开车， 大家按照规则行驶，而不是加塞，硬插。大家不排队，硬加塞只会挤成一团，谁也动不了。当然，某些法律同样会承认一些规则，甚至会采用法律形式创立一些规则。比如印度占公地自盖住房者住满30年地基归建房者所有。19世纪美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陆续出台的《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规定， 只要在西部地区种草植树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低价或免费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美国因为土地可以私有，当然可以通过赠送土地的方式来 鼓励开发落后或贫瘠地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鼓励西部开发，不得不选用其它办法。
经济学家科斯把契约上升到经济的核心位置，其重要性无需多说。劳动合同 是几乎所有人所签的最重要的契约。新劳动法在2008年实施，原有的劳动法不合社会发展。两个人互相说句话、回个信签个名，这都可构成契约。事实上，契 约要考虑很多内容。劳动合同表面上是自由、平等、友好，事实并不如此。在 市场中，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可能不得不签合同。当新 劳动法实施后，有些企业抱怨员工离职，白白损失培训费，提升了成本。企业担心员工离职受损，可能不愿意为员工技术投资。为此，在新劳动法中，规定企业可以 向员工讨要一定的培训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保证了人员流动，又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
社会产权
鲁迅看来，中国历史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李世民把老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比作于船与水的关系，他本意是要 教训统治者要小心，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现实——船要靠水载。“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统治者一直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老百姓。这时，即为“暂时做稳 了奴隶的时代”。老百姓就像下蛋的鸡，统治者多多少少会照顾的。
在割 据势力存在的时代，老百姓和统治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城头的旗在不停变， 今天是A的老百姓，明天就是B的老百姓。各个割据势力虽然不想杀下蛋的 鸡，但一想到明天就不知落入谁手中。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抢光、杀光成了 他们合理的选择。老百姓类似于公有土地上的树木，不管长得大不大，谁看到了都要砍了拉回家去。这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国历史上每次的军阀混战 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例如从1628年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 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混乱的系统会自动生成规则，类似于美国阿拉斯加淘金热时自动产生 的规则。军阀混战同样会产生规则。在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讲了几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13年，四川省广汉县，有很多的土匪拦路抢劫。开始，抢劫的强度非常高，没人能逃过去，很快这条路就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饭吃了，于是 这帮土匪在一起开了个会，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这段路有100公里，分成五段，一段20公里，第一拨土匪在20公里的入口处建一个收费站，隔20公里又建 一个，收费标准是多少呢？空手客5毛钱，小商小贩1块钱。只要收了你这次费，土匪保证绝不重复收费，20公里这段路之内土匪负责保护这一段路行人的安全。 不久，路上就开始有了行人，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土匪们在道路管理上取得了经验，就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全县土匪太多，农民不敢种地，怕收成被抢，因此遍地荒芜。于是土匪就向农民保证：我 们保证不抢你们的；你种地一亩我收你一斗谷保护费，当时成都平原每亩的产量是两石，一斗谷是5％的税率。土匪只收这笔钱，不重复收费。然后如果有别的土匪 过来，土匪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有人重复收费敲诈勒索，只要农民告发，土匪负责追查，严肃纪律，处理得比警察还要法制严明，渐渐地这里就不仅有了人烟，还 有了产量，农民都住下来了。
保护奴隶
奴隶逃跑谁会受到处罚？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奴隶狠揍一顿，给予惩罚。不过古代奴隶社会法律并不是如此制订的。汉漠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 的成文法典，其发现很有戏曲性。20世纪初，法国派考古队到伊朗境内的一座古城遗址进行发掘。有个叫摩尔根，不小 心踢到一块大石头，受伤很厉害，他想看看是什么给他带来霉运，结果就发现了汉 漠拉比法典。这个石柱是黑色的，是非常坚硬的一块石头，学名叫做玄钨砚。
法典上有一部分讲如何处理奴隶逃亡。法典规定，拐带奴隶、窝藏逃亡奴隶者要处死；捕还逃亡奴隶者有赏。理 发匠剃去了奴隶的发式标志者要断其指；如有人骗理发匠这么做，教唆者要处以死刑。奴隶否认其主人，要割去耳朵。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逃亡本应该处罚奴隶，但法典却处罚那些提供帮助的人。只有奴隶否认主人时，才割 去耳朵，与前面相比，处罚是非常轻的。为什么不处罚奴隶？奴隶是奴隶主的财 产，处罚奴隶只会使奴隶失去劳动能力，受损失的是奴隶主。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00346-371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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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难题
公共厕所里的水没有人关，自己家的水要连用好几次；公共林地上的树林被砍光，而私人承包的林地上，郁郁葱葱。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所有人都知道。不过具体理论细节还是由美国人开始。
1968年，哈丁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解释公共草地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最终只能是一场悲 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却 是由全镇（纳税）人平均负担。如果镇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摊到的草地损失虽说没有多少，但养羊大把大把的收入却揣进了个人腰包，放羊越多，得的便 宜就越大。有些人没住在草地边上，无法放羊，却同样承担这种损失。哈丁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的想法是拼命地利用草地。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使用 公共资源来为个人谋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
公共事务一直属于难题。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监督，让守夜人来照看公共林地，公共矿山、公共厕所。有权力就有腐败，这 又怎能保证照看的人不会损公肥私？谁又能保证守夜人不偷赖。在我国，有很多事情采用了承包的方式来解决，虽然不能说效果多好，多少还是有一点。
国内环境污染很厉害，大量有色金属矿、煤矿遇到开采方式落后，开采率低等 问题，同样受到公有产权制约。矿山不属于矿主，只能开采一定年数。矿主只会考虑在这个年数内获取最大利益，只会尽可能开采易 于开采的部分。有些矿主甚至有意把矿山弄坏、弄烂，以便于阻止那些矿山潜在进入者。
产权机制很重要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野生动物的环境保护活动正受到世界的关注。人们为了保护某类野生动物，花了很多钱，然而还是灭绝了。人类每天吃肉、喝牛奶，不知屠 宰多少猪牛羊，但这些动物似乎越来越多。农场主从动物身上获利，他们会主动去保护。
合理机制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非洲的津巴布韦经常发生战乱，动物保护组织根本无法开 展工作。然而这个国家从1975年开始实施《公园和野生动物法案》，即实施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让村子对游客进行收费，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费。20世纪 70年代，津巴布韦的大象约有三万到四万头，80年代末为五万头，到了90年代末是六万到七万之间；而同期非洲大象从1980年的120万头减少到十年后 的60万头。目前津巴布韦政府允许每年捕猎二百头；而同期肯尼亚在80年代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大象，单单1989年每天被非法偷猎者捕杀的大象就有17 头——非洲所有大象的数量由于偷猎而减少了一半。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有足够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而同一时期非洲的整体生活水平、教育医疗 状况却一直停滞不前。
最近多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性问题，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政府无法 知道企业的减排能力，强行摊派必然产生问题。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 提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随着议定书签订，碳排放权正式成为国际性商品，现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京都议定书》并没有强制某个企业要减排多少温室气体，只是把碳排放设定为产权，任何为任何企业皆可购买。
当前，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而农村的宅基地和农用地大量闲置，没有合理使用。现在国内正考虑农村宅基地流转、农民土地流转等措施。让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的人 能够集中大片土地，实现专业化经营。当然，虽然土地不是私有，但是可以通过流转的方式解决一些矛盾。
规则和契约
谈到产权，就不能不提到规则和契约。排队、靠路的右边走等等是社会的规 则。英国一名71岁的流浪汉竟成史上最富的流浪汉，按照英国物权法，一个人在无争议的情况下占有一块无主土地超过12年，那块地就是他的。1986年，这位流浪汉在高级住宅区附近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帐篷式小屋，结果一住就是12年多。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推就可以在那儿挖金。排队根据到达时间，获得一项权力和义务——必须等前面那几位完成，前面的完成就轮到你。在路上开车， 大家按照规则行驶，而不是加塞，硬插。大家不排队，硬加塞只会挤成一团，谁也动不了。当然，某些法律同样会承认一些规则，甚至会采用法律形式创立一些规则。比如印度占公地自盖住房者住满30年地基归建房者所有。19世纪美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陆续出台的《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规定， 只要在西部地区种草植树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低价或免费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美国因为土地可以私有，当然可以通过赠送土地的方式来 鼓励开发落后或贫瘠地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鼓励西部开发，不得不选用其它办法。
经济学家科斯把契约上升到经济的核心位置，其重要性无需多说。劳动合同 是几乎所有人所签的最重要的契约。新劳动法在2008年实施，原有的劳动法不合社会发展。两个人互相说句话、回个信签个名，这都可构成契约。事实上，契 约要考虑很多内容。劳动合同表面上是自由、平等、友好，事实并不如此。在 市场中，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可能不得不签合同。当新 劳动法实施后，有些企业抱怨员工离职，白白损失培训费，提升了成本。企业担心员工离职受损，可能不愿意为员工技术投资。为此，在新劳动法中，规定企业可以 向员工讨要一定的培训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保证了人员流动，又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
社会产权
鲁迅看来，中国历史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李世民把老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比作于船与水的关系，他本意是要 教训统治者要小心，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现实——船要靠水载。“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统治者一直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老百姓。这时，即为“暂时做稳 了奴隶的时代”。老百姓就像下蛋的鸡，统治者多多少少会照顾的。
在割 据势力存在的时代，老百姓和统治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城头的旗在不停变， 今天是A的老百姓，明天就是B的老百姓。各个割据势力虽然不想杀下蛋的 鸡，但一想到明天就不知落入谁手中。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抢光、杀光成了 他们合理的选择。老百姓类似于公有土地上的树木，不管长得大不大，谁看到了都要砍了拉回家去。这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国历史上每次的军阀混战 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例如从1628年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 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混乱的系统会自动生成规则，类似于美国阿拉斯加淘金热时自动产生 的规则。军阀混战同样会产生规则。在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讲了几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13年，四川省广汉县，有很多的土匪拦路抢劫。开始，抢劫的强度非常高，没人能逃过去，很快这条路就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饭吃了，于是 这帮土匪在一起开了个会，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这段路有100公里，分成五段，一段20公里，第一拨土匪在20公里的入口处建一个收费站，隔20公里又建 一个，收费标准是多少呢？空手客5毛钱，小商小贩1块钱。只要收了你这次费，土匪保证绝不重复收费，20公里这段路之内土匪负责保护这一段路行人的安全。 不久，路上就开始有了行人，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土匪们在道路管理上取得了经验，就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全县土匪太多，农民不敢种地，怕收成被抢，因此遍地荒芜。于是土匪就向农民保证：我 们保证不抢你们的；你种地一亩我收你一斗谷保护费，当时成都平原每亩的产量是两石，一斗谷是5％的税率。土匪只收这笔钱，不重复收费。然后如果有别的土匪 过来，土匪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有人重复收费敲诈勒索，只要农民告发，土匪负责追查，严肃纪律，处理得比警察还要法制严明，渐渐地这里就不仅有了人烟，还 有了产量，农民都住下来了。
保护奴隶
奴隶逃跑谁会受到处罚？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奴隶狠揍一顿，给予惩罚。不过古代奴隶社会法律并不是如此制订的。汉漠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 的成文法典，其发现很有戏曲性。20世纪初，法国派考古队到伊朗境内的一座古城遗址进行发掘。有个叫摩尔根，不小 心踢到一块大石头，受伤很厉害，他想看看是什么给他带来霉运，结果就发现了汉 漠拉比法典。这个石柱是黑色的，是非常坚硬的一块石头，学名叫做玄钨砚。
法典上有一部分讲如何处理奴隶逃亡。法典规定，拐带奴隶、窝藏逃亡奴隶者要处死；捕还逃亡奴隶者有赏。理 发匠剃去了奴隶的发式标志者要断其指；如有人骗理发匠这么做，教唆者要处以死刑。奴隶否认其主人，要割去耳朵。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逃亡本应该处罚奴隶，但法典却处罚那些提供帮助的人。只有奴隶否认主人时，才割 去耳朵，与前面相比，处罚是非常轻的。为什么不处罚奴隶？奴隶是奴隶主的财 产，处罚奴隶只会使奴隶失去劳动能力，受损失的是奴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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