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里的安全文化（21）

——中国古代防洪安全文化缩影

文/王秉

中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和松花江7大水系，河流泛溢不仅会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更重要的是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防洪工作，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虽然古今防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古代几千年的防洪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防洪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宝贵安全文化财富，值得我们认真鉴赏和研究。

中国古人是如何防洪的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对洪水灾害的根源、如何防洪和如何进行洪水预警等已做了诸多努力和探索。认真总结和分析历史上的防洪安全文化，对我们今天开展防洪工作，制定防洪战略决策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1.中国古代的防洪制度文化

古代早就有了防洪方面的法规，中国最早出现的有关护堤的法规命令是当时的诸葛亮下发的。“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九里堤成了抵挡洪灾的一条有力防线。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唐宋时期，有关防洪法规已经全面而系统化，主管水利官员如不称职以及百姓破坏堤坝者都要受到相关法规的惩罚和警戒，轻者要打屁股，重者则要发配到邻州的荒废之地充军，可见当时对防洪的重视。宋朝水事频发，因而有一套系统的防水法规。《宣和编类河防书》这套编于宋徽宗时期的防洪法规长达二百九十二卷，可见其详细程度，可惜现在已失传。

金朝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将修订新增的《泰和律令》颁布，并在全国执行。其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主要内容有：①明确规定了黄河和海河各水系每年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定为黄河的“涨水月”，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②朝廷对地方官府的河防机构及防汛事宜督促检查，规定工部每年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视察，督促都水监的派出机构治水都监和州、府、县落实防汛措施，修固堤防；③在汛情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应共商抢险救灾事宜；④实行奖功罚罪，对沿河官员防汛中的功过都要上报朝廷。《河防令》的施行，对当时和后世的防洪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明清时期，人与水的矛盾更加明显，有关堤坝修建以及防洪的管理制度也逐步系统化。明嘉靖时期，荆江知府赵贤刚到任时正值当地洪灾，湖北江陵一带稻谷全淹没，房舍倒塌，瘟疫肆意，赵贤来不及休息即刻主持大修江堤，治好洪灾后并立了《堤甲法》，并规定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人，“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可见其严谨，《堤甲法》应该是古代比较早的防堤法规了。

乾隆时期，荆江堤坝溃决，这个严重的后果使得当时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修建堤坝，除了安排修建监察工人外，每年还会拨下一笔款专门用来作为治水的费用，经费的预算和核算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修建堤坝的分工已经逐步细腻化，水利设施建设已涉及河兵河夫、埽工、坝工、砖工、土工等多项工种。由此可见，古人治水除了有严格系统的防水法规外，更重要的是能因地制宜修建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防水排水系统。

2.中国古代的防洪技术思想文化

在中国古代，人们在防洪过程中，诞生了诸多防洪技术思想，主要包括避洪、挡洪、分洪、滞洪、改道、用洪、沟恤和治本等。

（1）避洪。这种思想起源远古，是生产力极为低下时期的产物。当时，面对洪水的危害，只能“择丘陵而处之”。这种思想对后代也颇有影响。西汉时期有“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疆塞，塞之未必应天”的主张；宋代也有“顺水所向，迁城邑以避之”的主张。这类主张是宿命论的表现，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2）挡洪。从传说中的“稣障洪水”、“稣作城”防洪开始，以堤坝工程阻挡洪水侵袭，保护河道两岸城池、村庄和农田，是历代防洪思想的主流。修筑堤防，是这类主张的基本措施。经过从战国到西汉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堤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从单纯的筑堤挡水，发展为以堤束水，以水冲沙，从而达到防洪治河的目的。明代的万恭、播季驯，清代的靳辅、陈满就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

（3）分洪。这类主张也起源远古，大禹治水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疏九河”，使黄河多支分流入海。西汉时期的分疏说是分洪主张的典型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冯遗、韩牧等人。冯遗认为，以往数十年之间所以河患不严重，是因为有屯氏河分流的缘故，现在之所以河患加剧，那是因为屯氏河已淤塞。所以他提出，再开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宋代分洪的主张也很受推崇。北宋时期的李垂就提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并建议在滑、遭二州（今河南滑县一带）黄河两岸开支河分水，“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汁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明代前期，分洪主张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宋镰、徐有贞等人。宋镰认为，“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徐有贞也提出：“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得其利”。明代后期的杨一魁等人，也力主分洪的主张，后来形成了“分黄导淮”的方策。

（4）滞洪。滞洪思想始于西汉。贾让、关并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贾让提出，消除水患的根本症结在于“不与水争地”。在进行国土规划时，应为滞留江河湖泊的洪水留有较大的余地。在大河两旁不设堤防，在河畔低洼地区筑堤成泽，作为河道的滞洪水库，“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所谓“秋水”就是汛期洪水；所谓“休息”，即是滞留的意思，所谓“有所”，即是有地方。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在黄河下游建立滞洪区的主张。此后，长水校尉关并，将贾让的主张具体化，提出把“地形下而土疏恶”的平原、东郡（今河南埃阳和山东平原）一带南北不过百八十里的地方空出，“以为水狠，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这里的“水狠”就是现代所说的滞洪区。宋代任雨则提出宽堤说，主张以遥堤之间的广阔滩为滞洪区。明代陆深建议在大何两旁修“河破”滞洪，潘季驯提出以双重堤防滞洪，尽管方法不一，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5）改道。主张让河流改道以消除洪水灾患的方案，最早也始于西汉。持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孙禁、王横等。汉成帝时期，孙禁、王横提出，“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的改道方案。认为这一方案的最大优点是入海距离短，河床比降大，因而水流通畅，沙不奎积，河不为患。

（6）用洪。这种主张是针对北方多沙河流产生的，以用洪而治洪的思想。具体设想是通过利用洪水和泥沙进行淤灌和固堤。淤灌起源很早，宋代规模最大，但把它作为一项治河防洪的方案，主要是在清代。清代陈法和顾琼等人有“以不治为治”的主张。即设想在黄河和永定河两岸滩地和低洼地方，不作工程，任其洪水漫灌，实行一水一麦，费省效宏。利用洪水挟大沙的特点，放淤固堤兴起于明代，播季驯时期就有倡导和实践。认为“与其以人培堤，孰若用水自培之为易哉”，利用洪水淤滩固堤才是治河防洪的上策。18世纪即清代乾隆年间，黄河下游用洪治河、放淤固堤达到了高潮，并收到较好效果。

（7）沟恤。用沟恤治河防洪，是明代中期周用提出的主张。他说：“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泣，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如所不容？天下皆修构泣，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大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利，平天下之大患！”。徐贞明也认为，“河之无息，沟泌其本也”。他还指出，“水聚则为害，水散则为利，弃之为害，用之则为利”。这类主张，实质上是分洪、滞洪、用洪多种治河主张的结合。

（8）治本。以上各种防洪治河主张，或者仅仅是从洪水角度考虑，或者虽然注意到了泥沙问题，但仍只是在下游打主意。到了清代，始有一些意见涉及解决多沙河流防洪的本质问题。这些意见强调2点：一是防洪要解决泥沙问题，二是解决泥沙和洪水要在上中游下工夫。许承宣、胡定等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康熙中叶，许承宣在论述西北水利时提出：“用下游利害相半，用上有有利无害。”乾隆年间胡定在奏书中进一步明代指出：“黄河之沙多出三门以上及山西中条山一带破涧中，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垠，水发，沙滞涧中，渐为平壤，可种秋麦”。这些意见是要在上中游做好水土保持工程，拦蓄洪水、泥沙。清人这些意见无疑是极有远见内。这与当代正在开展的小流域治理和水土保待措施极为相似。

（9）综合治理的防洪方案。近代中国水利界人士，吸收了西方水利的先进内容，使防洪思想产生了较大的飞跃，逐渐形成了上拦下排，蓄泄结合，综合利用的治河防洪方案。提出这一方案的主耍代表人物有中国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先驱李仪扯等。这一方案把历史上各种防洪思想流派的积极内容都吸收进来，做到了兴利与除害并几，上、中、下游并重。不仅黄河治理是这样，而且长江、海河、淮河、珠江等水系的治理基本都是遵循这一方针。

3.中国古代的防洪预警文化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中国防洪预警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中国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中国古人为防洪，便产生一些防洪预警策略，较为典型的有“水报”、“羊报”和“水警驿站”3种。

（1）“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的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中国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群。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传“水报”的马一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2）“羊报”。在中国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3）“水警驿站”。在中国元代时，朝廷还根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和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中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参考文献：

彭胜发.古代的防洪法规[J].政府法制,2011(32):29-29.

郭涛.古代防洪思想研究[J].人民黄河,1990(6):67-70.

古代人如何防汛抗洪？报告水警用独特“羊报”[EB/OL].(2013-07-23).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723/c172318-2229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