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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粤港澳大湾区:40年改革之路再出发

已有 352 次阅读 2019-5-17 07:14 |个人分类:海丝路|系统分类:观点评述|文章来源:转载

粤港澳大湾区:40年改革之路再出发 | 社会科学报

来源: 雷达 社会科学报 2019-05-16



区域经济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份两万七千多字的重磅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和三种货币制度”,如何在合作中发扬制度互补的优势,减小制度摩擦的成本,是粤港澳大湾区体制和机制创新不断追求的目标。

原文 :《在传承与创新中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作者 |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雷达

图片 | 网络


传承40年改革开放经验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开始启动,这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全新规划和调整。因此,我们在对《规划纲要》的理解和解读上,不能简单地对标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或日本的东京大湾区的建设经验,而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目前面对的全球格局调整的新环境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目的与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一地区发展的现状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传承,这种传承无疑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理解《规划纲要》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首先必须理解改革开放40年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意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采取了由点及面、先局部后整体的渐进式转轨模式,而深圳特区正是当时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点城市之一。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使得深圳能依托香港,成功地引入了国际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承接了全球产业的转移,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精彩缩影。



然而,我们在关注经济特区政策给深圳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带来了经济增长业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经济特区的全国性的历史作用,即通过试点试验,逐步推广的改革进程,而不是照猫画虎的照搬现成的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特区通过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国内体系的改革是自主选择型的,而不是简单的外生性的,在经历了40年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发展模式。



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内外的最大特点在于: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完全能够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适应多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显著提高;而在国内制度的改革上,我们坚持了符合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同时,它在制度层面也超越了传统的“东亚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在成功避免了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业绩最优秀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传承了经济特区以开放促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进行重新的战略定位。



我们应该认识到,与40年前相比较,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领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多边框架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不仅要求我们在国内体制的调整上实现内外部消费市场的协调统一,同时,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也要求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和升级。因此,与40年前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体制改革的定位上不是简单地引入和借鉴国际的先进经济和商业规则,而是构建高质量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在开放层面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须要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符合中国的国际地位,通过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更好地融合进世界市场体系,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具有全球影响力。



探索大湾区经济发展新模式


基于战略层面的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传统经济特区已有成就的传承上,寻求更大的开放空间的拓展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要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传承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对已有的一些传统思维理念进行突破。

  

首先,在以往改革开放基础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进行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与40年前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省的改革开放试点的条件完全不同,当年的深圳特区在建立之初并不是中国工业经济的核心地区,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基地主要在东北三省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因此可以说当时特区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属于增量部分,而增量的改革基本不触及国民经济的存量部分,也就是说特区制度的改革并不涉及传统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收入分配。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特区只要有能与外资相匹配的要素流入,就能为增量的增长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当时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正好满足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中国的发达区域中建设更具开放和制度创新优势的示范城市群,因此,它必须是针对已有经济存量部分的调整与改革,以实现全要素在大湾区内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因此,从指导思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湾区的规划与当年经济特区建设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增量的调整,而后者必须涉及存量部分的资源整合,而资源的整合又必然涉及到对既得利益和现有行政权限的重新分配,其任务的艰巨性必然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体制创新。



其次,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而从粤港澳地区目前的经济结构来看,尽管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制造业,特别是贸易物流与金融服务业在香港、深圳和广州的产业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工业制造依然是该地区的核心部门,这本身体现出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制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今年来广东省在“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升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香港、澳门还是广州、深圳,其经济结构依然以旅游、金融、贸易、房地产为主要支柱,如果要将大湾区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现有资源存量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行业的转移和重新配置是一项必然的工作,无疑这也会涉及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利益调整。



最后,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必然会涉及到体制因素的调整和行政权力的分配。粤港澳三地在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前提下,必须探索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紧密型经济合作、协调、互动的新模式,以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使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大局相融合;同时,在大湾区规划内的现有行政模式也会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作出重新的规划与调整。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7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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