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科学界，无论按科研投入、学术队伍或者发表论文计算，中国都已经名列前茅。接下来的应该是量变到质变，成为创新强国；而学术上出现“中国学派”，应该是质变的标志之一。

真理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止一条。

通过师承共事或者学术争论，学术界会形成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团队或者团队群，这就成了学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做出科学贡献。

由于自然科学的国际性质，学派需要国际承认，靠国内宣传或者册封都是无效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突飞猛进，从追赶尾随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到了重新考虑战略布局，实现“转型”，“问鼎”学术引领层，也就是出现“中国学派”的时候。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投了篇文稿给国际学报，一位匿名的评委认为此稿立题不妥：“你应该讨论区域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

这篇讨论“全球问题”的文稿，最后当然还是发表了，但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猜得出这是谁。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在上海组织和海参崴海洋科学家的双边论坛，国外的科学家在会下对我说：“哇，你们谈的都是美国大科学家才谈的大题目！”

是啊，大题目为什么我们不能谈呢？以后，这双边论坛就没有再举行。

确实，在我所从事的地球科学里，既有区域、甚至地方性的问题，又有全球性的问题。

通常全球性成果着重创造性、理论性，含金量高；地方性成果或者为前者提供素材、验证结论，或者为当地应用所需，对创新的要求比较低。

而这正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科学界的分野：前者输出“原料”，后者进行“深加工”，但发表的形式都是论文。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原料”输出，反正评奖升职，讲究的是论文数量，“原料”和“深加工”是不分的。

假如我们追求的只是论文数量，那不妨就安心于“原料输出”，把“全球问题”、“大问题”留给发达国家。

然而要做创新型科学，就不能只是输出原料。

假如能够通过深加工提出创新观点，就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派。

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

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也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学派。

在各门基础学科中，地球科学是最具有地区性的，从而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特殊条件。

人类认识世界都是从自己身边开始，地球科学产生在欧洲，不可避免地染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总是偏向于用欧洲发现的规律解释全球，而我们自己也长期来习惯于奉欧洲为圭臬，与之不同的都算“例外”。

拿我自己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

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头号的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就成为全球海洋盆地形成的榜样。世界上也只有北大西洋的研究最为深入，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但这种情况是可以变的。

探索海洋盆地的形成，最直接的办法是在深海海底打钻井。

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12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300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使得南海成为世界上深部研究最好的边缘海之一。

可是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南海是西太平洋板块俯冲带的盆地，他的张裂机制和大西洋模型有着根本区别，南海不是个“小大西洋”。

这次发现揭示了西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不同，从而为形成新的观点准备了条件。

如果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抓住这类自然条件的特色进行深入研究，将新发现提升到理论高度，经过努力就有可能出现自己的学派。

四十年前李约瑟问道：“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话至今值得回味。

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现在中国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

因此，还需要由管理层面出手，采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

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

这两者的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

别的学科我不敢说，中国的海洋地质起步很晚，离国际引领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放眼全球、起步足下，瞄准突破口、脚踏实地前进，才能实现中国梦、建立中国学派，决不要将标新立异与科学发展相混淆。

这方面我国是有过教训的。

改革开放初期，当国际上正在建立“板块学说”的时候，国内却关起门来，鼓吹“大地构造学派”的“百家争鸣”。

这类现象今天当然不可能出现，但是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还真要当心不要让历史重演。

总之，华夏振兴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创造性文化是软实力的精髓，而在当代世界上，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创新性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在文化上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而不单是重复先哲古训，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