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5年，钱学森老先生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不能仅在现在的教育界找答案。事实上，我们至少应当从钱老提示的民国开始思考。胡适之先生作为民国学人群体中最富灵魂性的人物之一，是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绕开的一个大人物，理应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教育原本是个系统工程，要言之，应包含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学校或社会上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古人蔚为大观的家规、家训及家书就是证明。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丧失了家教的根基，学校教育也在应试教育中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相较之下，适之先生何其有幸！他有一位好母亲，这个母亲的好并不是因为她博古通今，而是她懂得做人的道理。适之先生受母亲影响，扎牢了“为人”之本，才有了“为学”的根基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宋代有位大儒曾经说过：“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中国的学问向来以人为中心，一切的学问都是为了成就人本身，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讲，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夫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当成工具、将学问当成手段，更重要的是，最终能为人群做出贡献的也正是他们；而那些一上来就为功名利禄而学习的人，只是将学问作为敲门砖，门敲开了就将砖扔到一边。在孔子看来，为学即为己之学，也就是成德之学、成人之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问，为学与为人，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历来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家。具体地说，就是先学习如何做人，若有可能，再成某方面的专家。学问既然是为了成就人本身，那么，这种学问必然强调通人之学，而不仅仅成为专家，汉儒所谓“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意思是说，学问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就是儒者，仅仅知道一些器物、科学道理的只能说是有技能的人。通人之学说起来似乎很难，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通人之学是更符合人性的，正如不偏食更符合常人之养生一般。古人说一个人博学，常常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而懂得做人的规矩、通晓世道人心是更为根本的。有一次孔夫子跟四科十哲之一的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疑惑地说：“是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不是吗？”孔夫子意味深长地说：“非也。予一以贯之。”由此观立之，孔子的“集大成”，并不是他把一个个的知识记住了，而是用一个根本之道将其贯彻始终。这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很重要。就像满屋子的铜钱，如果没有一根线贯穿起来，那么就会乱七八糟，徒乱人心，要用的时候也不好找到合适的取出来用。但是，这根线一定是基于国人的文化传统的，否则，如果是来自外在的强加，生搬硬套一种西方的思潮来断章取义、胡乱剪裁和填充古人的思想，这一定会水土不服且没有生命力的。

在孔夫子看来，这根线不是别的，就是“仁”，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仁”。有了自爱（《荀子》有载：“仁者自爱”，这是在孔子心中比“仁者爱人”更为根本的思想）与自重，有了对父母的孝心，有了对天下苍生的仁爱，我们自然就会调动起智慧来学习，这就是中国以仁统智、以慈悲统摄智慧的学问，而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爱智”的学问——在西方，仁心与慈悲的培养主要是宗教的责任，这与中国书院重智更重仁的架构是颇不相同的。“成家”只是某一方面的“智”，而“成人”则是“仁”，仁可以统摄智，智无法统摄仁，所以，要先成人，再成家。也就是说，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古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育重视经典诵读、重视父母的言传身教、重视接触大自然培养良好情趣爱好与博大心胸、先种下通人种子的缘由。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钱先生还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而这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无法做到的。这个不识字的中国人被美国人评价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追随者，一个行动上的清教徒，一个信仰上的佛教徒，一个性格上的基督教徒”，“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丁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文化贵族，而丁龙所传承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铭刻在他的身心与言行中。

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大批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也需要教育百姓讲仁爱、讲道义、有礼有节、智慧和诚信。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使命，识字不多的人也自有其责任，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立于固有传统之上的全面复兴。

我们精选了胡适先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在于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刻意义。

适之先生是北大老校长，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前辈，后生小子在此指指点点，实在是不得已——适之先生有适之先生的伟大，但也有其局限与偏颇，我们无法不正视之。

最后，感恩母亲和已经逝去的父亲，没有父母赐予的身体做底子，编书、写书、撰论文同时进行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感恩岳母一直以来对小女的悉心照料及岳父对小婿的无比信任，感恩内子为这个家庭的辛劳付出，“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感恩北大提供的学术环境；感恩小学同班同学余平女士及谋面不多的许蕾蕾女士，二位从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中拨冗为我敲键盘、打出几篇重要的文章；感恩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相关领导，感恩李猛兄的抬爱与细致工作——众缘和合，方能有此书的出版。

是为序。

                                                                                    萧伟光

癸巳孔诞初稿于燕园

甲午仲秋改于金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