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记者先后找我采访“帽子”问题和“钱学森之问”。第一次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我突然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恰巧，3月7日全国政协的全体会议上有两个相关的大会发言，代表了科教界的主流观点。

第一个发言指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真正原创性、引领性的成果仍然不足…”，这似乎是在延续钱学森之问的前半部分 “（我们的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发言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考核评价过于频繁，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这些都是阻碍科研人员勇于选择挑战性大、创新性强的课题，（使其不能）沉心静气、长期深耕的原因。总之，还没有可以“十年磨一剑”的制度环境。

第二个发言就怎样创新高等教育模式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建议。发言首先指出，我国顶尖科技人才数量仍有差距，似乎在延续钱学森之问的后半部分“…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之后就如何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一点是支持目前部分高校试点的“本—硕—博”一体培养方案，同时呼吁加大对“英才计划”“强基计划”“拔尖计划”等专项的统筹力度，选拔具有创新潜质、有志从事科研的好苗子，支持学生针对关键科学或技术问题进行“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探索。

这两个分别涉及基础研究和科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发言，不约而同地呼吁创造条件支持“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探索，基本观点是高度吻合的。在谁来磨一剑的问题上，一个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拔出“好苗子”，另一个似乎没有触及人才，但 “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显然也只能给予科技界的关键少数。

可以说，当今科技界和教育界在培养杰出科技人才上有两点共识：一是要选拔出优秀的“苗子”，通过人才计划加以重点培养，二是要为其创造潜心探索、解决重大问题的资金条件和管理环境。第二点共识是近年来新达成的，基本还停留于理论，而第一点则早已付诸实践，这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笼的各类人才计划，后来成为各类人才“帽子”。

钱学森先生在2005年发出的灵魂之问，其核心是为什么没培养出能取得原始创新成就的杰出人才？他找到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其实，在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杰出科技人才的主要成长路径都是在国内读大学，之后在西方读博士、做博士后，或者访学访研，接受到一流科研文化的熏陶，有的人在回国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国际声誉。这一模式一直在延续，其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这条路径直接弥补了我国在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软硬件不足问题，也使我国直接承接到世界科技前沿成果、先进思想；第二，要建立符合创新人才培养规律的办学模式，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师资力量，需要逐步回流人才。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决定了解答钱学森之问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捋清了我国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路径，让我们再回头说目前的人才计划。其实，除了基金委的“杰青”项目以外，早期的人才“帽子”主要就是为了延揽人才设计的。当今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人士，相当大一部分在取得国际同行瞩目的科学成就之时或之前，正是人才计划的受益者。后来，在国内做出一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优秀科技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大多数人才计划逐渐演变为归国人才与本土人才同台竞技、难分伯仲的局面。这种趋势延续下去，解答钱学森之问的条件将日臻成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建立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式，譬如“本—硕—博”一体培养模式。

回过头去看，对外开放是解答“钱学森之问”的时代大背景，而人才培养机制与办学模式的改革也必然是应有之义，只是需要审时度势，稳步推进。所以，改革开放确实是中国在落后条件下破局重生的关键一招。

诚然，当下的人才计划也存在“帽子”名目过多，跟个人利益挂钩过强等问题。操作太猛，就可能引起心气不平，让许多人感到失去了平心静气做学问的环境。但是，因噎废食亦不足取。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扩大支持比例和力度，禁止重复申报不同人才计划，从而使得更多优秀人才获得资助。随后，滚动支持计划也将逐步推出。可以期望，未来或将有长期稳定支持的科技计划、人才计划。

其实，中西方科技人才在智力和知识水平上哪里有多大不同呢？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基础并不弱，某些方面甚至更强。但是，非智力、非知识因素可能存在差异，这就是价值观和人格培养。这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需要加强的地方。我有一个观点：原创力离不开价值观和人格培养。只要勇于开拓新领域，勇于突破知识边界，在重要问题上坚持不懈，加之长期稳定的支持，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必然会产出大批独特、创新的成果，对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