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与远方

武夷山

 

 正在浏览《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6期。音乐评论人李皖的文章“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的最后几段写得实在是好极了：

在写歌上，高晓松格局小，但是秀美、隽永；在“晓说”上，高晓松视野宽，多奇见，但是治学粗糙，错误多多。总体来说，他是可爱的，追随者众。

可憎的，是“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样的花言巧语。过分蔑视眼前，将现实问题污名化，其实是不承担责任的逃脱。求知欲和远观使过了劲儿，任何现实都可以不看，照样过得了诗意生活，只需将眼光转向远方。这一代人天造地设的养成，有这个危险和危机：将一切苟且苟且，将一切苟且用抽离现实的方式远隔。

已经如此苟且，还要显摆优越。这个太坏。

 

下面是文章原文（http://www.lifeweek.com.cn/2016/0420/47479.shtml）：

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 作者：李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6期

1994年，好像，夏天的某日，我去湖北大学采访。采访完后，从校门前的小路走出来，看到右边音像店的门口换了招贴。新招贴上写着：“校园民谣1：1983～1993”，“每一首歌都来自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你生活的四周”。

那个秋天，高晓松/老狼的《同桌的你》开始流行起来。其时流行音乐正火，销量惊人，商业街上磁带店之密集远超今天的肯德基、麦当劳。在武昌中南路、汉口江汉路，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会把这首歌断断续续听上好几遍。我至今都还记得人潮拥挤的街头，在大厦的阴影下，从音像店传来老狼“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了嫁衣”的情景。

我记得磁带里有个“北京地区部分高校”的字样，写这篇文章时，找出磁带核对了一下，没有。也许是当年阅读高晓松、金立、孙兵、沈庆、郁冬、廖岷这一干作者简介时综合得出的印象吧。

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4”第11期，老狼请来好友高晓松助阵，演唱《冬季校园》

这些歌出版之前，都在北京的高校流传过，《校园民谣1》的文案给人这种印象。当然我听第一耳朵就想起，我离开刚5年的上海校园，1985～1989年的那些校园歌手，一人抱一把吉他，几人围一把吉他，在草地上撩女生的样子。但是学生自己创作的歌曲，从来流传不广，顶多也就是这个圈子里知名，远未到全校、各校都闻名的程度。当年，校园歌手们唱的更多是港台、欧美流行曲目，最瞩目的表演场合是校园礼堂中举行的大学生吉他歌手大赛。

校园民谣秉承了台湾校园歌曲（“校园民歌”）的概念，是后者的延续，将欧美民谣中的吉他弹唱光大了，集中呈现于大陆。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音乐条件就是如此简朴。爱好玩儿音乐的大学生，见到电吉他都算是开了眼，某乐队有效果器简直神奇；CD还叫“激光唱片”，拥有激光唱片是可以开欣赏会的，我听过一次，在整个复旦期间，仅仅听过一次，那也是4年复旦校园生活中，唯一的一次“激光唱片欣赏会”。

校园民谣推出后，实在太火，大地唱片在当年内，连续推出了“之二”“之三”；跟风之作，校园民谣干将的个人专辑、MTV，一时都成了歌坛焦点。

“我们的歌曲”——跟这群校园歌手年龄差不多的，像我这样毕业不久离开校园的，还在校园中的，甚至也包括一些在高中就读的，听这些歌曲有这样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曾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在身边的那种感觉。那些琐碎的校园生活细节，被唤醒了，还发出了一种光，覆上了一层叹息，那么美，转瞬即逝，正在消逝——

那个曾经同桌的同学，异性，或有点小暧昧。中学时男女大防，坐一桌也并不亲密。借半块橡皮，也就算是有故事。爱记日记，珍藏心事。总嫌时间太慢，总想赶快赶快成人，恨不得马上立刻毕业。

那个热衷于写信的日子，写很长很长的信。好多想不明白，好丰富的感情，好踌躇的年纪。是啊，这样的了悟几乎让人下泪，了悟了，其实是更不明白：

说了世上一无牵挂为何有悲喜/说了朋友相交如水为何重别离/说了少年笑看将来为何常回忆/说了青春一去无悔为何还哭泣。

那年头的男生女生，总想着要一种潇洒，要自由，脱去人世间的束缚。似乎想把一切都像纸片般弹去，再大的事也只作举手之轻。想逃离家乡，想摆脱感情，想远走天涯，可偏就生出百结千结之心，陷在多愁善感、观念纠缠的丝网里。

还有每个毕业的大学生都念念不忘的同寝室的兄弟、姐妹，那个想起来无趣却每个人都最终奔过去的朝九晚五。梦想流浪，梦想过波西米亚的生活——在复旦园中，我也曾认认真真想过去流浪；我周围也有同学，认认真真尝试过用很少的钱，暑假骑车穿过南北中国，或过上一段并不完全有保障的生活，在西藏冒险。

随着时间的演进，制作的攫取，校园民谣渐渐不再是存量，而新发表的作品，更多地进入到回忆的深处——时间被拉长，进入那已被改变、已被抹去、愈见凄清、有时悲凉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曾有过的真生活、真记忆和真切感受：假期里人走光的清冷的校园，整日上演着活剧的大学生活仿佛突然成了空幻，没有了漂亮女生、白发先生、爱情诗人和流浪歌手。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童年、少年一次次写过，那些或许怀着作文心态、或许怀着真实的向往所写下的理想，现在在哪儿呢？早已经成了笑谈，一场空，成了少不经事的可爱的幻梦。那已经在城市中再也看不见的露天电影院，我们曾在那其中、在昏暗跳动的光影中嬉玩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还能看看星星，游戏的时候跑到另一面去看到银幕的反面……

几乎，所有的校园民谣都是怀旧的、伤感的。1996年，高晓松个人作品集《青春无悔》出版，更深地切入到“我们”生命深处的层面，虽然表面上依然是忧郁青春的肤浅的感伤，优雅而漂亮的少年哀愁，言不及义的豪情与悲壮……它让我意识到这些听众与作者的同构：“我们”确实是一代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命运，相仿的生命构成，这就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

今天，人们习惯于称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60后”。高晓松所代表的“60后”，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一部分，也还包括了“70后”的一部分。

这些表面化的“青春无悔”“白衣飘飘”、改变了的“不变”“永远”，往深处探下去，是这一代人难以说清的故事，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处境——

这代人曾经历过中国的大时代，以少儿、幼年、边缘、旁听、观看的方式：新中国成立、“文革”、“文革”结束……时代无比之重，而在我们却隔着一层远观的迷雾，没有切身之痛，变成轻，变成意想中的大。

这代人的童年是野的，野蛮生长，后面是田野和城郊背景。少年是乖的，平静中读写、幻想。成年遇上巨变，世界加速度，旧规则和旧道德崩坏垮掉。

这个国家的所有巨变，都落在“我们”身上，所不同的是，它并非以亲历者，而是以亲历者的儿子、女儿、弟弟、妹妹的身份疏离地被感受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主角都不是“我们”，这代人无重大经历，但重大经历有他，社会的重大变局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在他的眼前。童年的野玩，其后数个年代居于边缘者位置的观看，赋予其散淡和诗意，置身事外，若即若离，虽近犹远，虽远犹近。

“我们”有着天生的距离感，“我们”是重大历史、大时代的诗意的证人。受过理想、道德的教育与感召，但进入社会时却落脚在致富、创业、发迹、竞争的现实中。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经受着时代转型的一轮轮碾压，未必消解，总在摇晃，时常牵挂。

“我们”曾是无人过问的野孩子，在树林、废墟、野地、田间留下了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我们”对城市和乡村都抱着怀想：对自然状态倾心，但没经过农村的作息；城市是栖身地，但又感到格格不入。年少时，“我们”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予其以根深蒂固的教化。

这让“我们”矛盾。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再到90年代，刚好是“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巨变和动荡一再发生，“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改换、被剥蚀，一边在建立，一边在拆除。这几乎也成了其意见、价值观的方式。对已逝的东西脉脉含情，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观看，在观看中对变化、流逝、毁灭表示感伤，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是最舒服的一件事。

 

我在高晓松“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的歌句中，看到了街头电线杆下，几个生瓜蛋子装出无比老练的样子抽烟，以肆无忌惮的眼神看走过的女孩；我甚至看到了仿佛香港古惑仔的世界，那些二线城市的少年，呼啸着聚众打架，快意恩仇，这是我身边的生活实景。当然，生长在知识之家、首善之区的高晓松们，雅皮很多，手上当然不是拿着板砖棍棒，而是抱着吉他，不是去打架，而是揸琴、搓歌以啸聚，但那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高晓松不是专业词曲家，老狼也不是专业歌手，90年代，他们突然爆红了。这些唱着自己真实生活的歌曲，虽然浮向光滑的表面，却仍与唱片商们专门炮制的、奔着流行去的歌曲不同。很幸运地，它们找到了与作者相同的一群人，流行了。流行音乐中向有一种流行，属于最珍贵的：真实表达，时代之声，甚至是完全个人情结的表达，由于因缘际会，生为一代人的代表、时代痛楚的感受者，自传、时代和流行合流了。最典型的，60年代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摇滚乐的流行，就是这样。校园民谣也属于这种现象。

从另一面看，在1994年那个时间点上，真实表达的代表，大陆有中国摇滚，虽然真实但极端，对更多人来说过于激进、吵闹；有音乐流水线上的产品，94新生代和港台流行歌曲，流行但真实感或缺，对校园学子来说缺少人文气、生活感；校园民谣在这两者之间，兼取两者之长而弃两者之短。

《校园民谣1》爆红得猝不及防，其流行之烈超乎想象，急于复制和扩大它的成功，《校园民谣2》《校园民谣3》转眼之间在一年之内抛出。“60后”历史库存的短缺，导致第三辑以音乐流水线的方式制作，再不是个人作品，做不到“每一首歌都来自一个动人的故事”，《校园民谣3》成了专业作者的流行音乐生产。结果是残酷的，它一首热门曲也没诞生，到了今天，所有歌曲都已经不复记忆。

校园民谣的火爆激起了全国大专院校的反应，在高校集中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过一阵校园民谣的创作演唱热潮。比如在我所在的城市，楚天音乐台的DJ张驰鼓动起武汉地区高校的校园民谣活动，一时诞生几十首原创校园歌曲。但是很不幸，参与这场运动的校园歌手，未能意识到深入摘取自己的生命之果才是校园民谣生命力的本质，而迷信“简单”“质朴”“真诚”是音乐必然取得成功的要素，他们就在这种“简单”“质朴”“真诚”中哑了火。既无音乐技术，也无过人才华，全国校园民谣活动基本上未产生一首叫得响的作品。但是它在若干年后，诞生了一些人物，他们终有领悟并继续前行，走向了别处。比如，武汉产生了用鄂西方言演唱进城苦闷的另类民谣歌手胡吗个。

更冷酷的是，并非如听众想象，校园就产生校园民谣，大学生创作就是校园民谣，其实作为音乐类型，根本就不存在校园民谣这么一种门类。很快，新一代校园音乐创作的是摇滚乐、布鲁斯、时尚流行乐、舞曲、DJ这些事物；在2000年后，校园民谣成为校园音乐中并不显赫的一支。

1996年，老狼应邀到武汉演出。武汉电视台找到我，要我客串主持人，做一台电视节目。他们觉得中国最好的音乐评论人，与中国最出名的校园歌手对谈，是绝配。

这台节目包括录制的过程，我几乎已经没有印象。还有印象的是节目很业余，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一种羞愧感，虽然记不得羞愧的是什么。虽然“著名”，我其实是业余的，老狼也是业余的。我们本来与这个圈子、与流行音乐职业都没什么关系。

问的问题是精心准备的，但是谈话很随意。关于音乐的话题，我也全不记得。倒记得他比我低好几届，本名叫王阳。他平常的穿着与演出服差别不大，都是牛仔裤、白衬衫，录制节目时无非是换上干净的一套。他出名，但还没到在街上被人随时认出的程度。他贪玩，喜欢到K厅K歌，这居然是他最大的爱好。抵达武汉的当晚就急于去玩儿，在K厅被认出并享受星级待遇，是成为明星的最大乐趣。

这是我们仅有的交往。我估计，老狼同学对此早已经忘了。

认识高晓松，稍晚。1997年，在通过几回书信后，高晓松带着啤酒一箱、肉串数十、朋友两枚冲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带着他招牌式的似正经又似不正经的笑容，将《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CD送给我，并用郑重中含一分戏谑的口吻说：“这是一张值得放进你书架的唱片。”

落座之后，高晓松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李皖，你千万别把歌坛那些人当回事。”

其时，我在《读书》杂志开着专栏，对中国流行歌曲，有着一份近似于知识分子的关注。高晓松所针对的，就是这件事。

显然，高晓松把自己从“歌坛那些人”中分离出来，他跟“那些人”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他不满意于词曲作者这一个身份，他更想做的，是诗人、作家、电影导演……后来若干年，他的确也这么干了。2000年以后拍了《那时花开》《我心飞翔》，参加国外电影节。2010年后自编自导《大武生》、监制《同桌的你》，以商人的嗅觉挤进商业院线。

在高晓松似正经又似不正经的笑容下面，有一些问题，分外严肃。

2010年，《高晓松作品集2：万物生长》出版，我评论说：万物生长，高晓松没长。14年过去，除了重复以前的旧情怀，高晓松没有什么进步。对此恶评，高晓松难得一见地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回复我说：其实，还是有一点进步的，与莫华伦的合作，拓展了音乐的格局。

1997年深秋的那个夜晚，高晓松干掉了大半箱啤酒，包揽了差不多整夜的话题：他的阅读面，他的博闻强记，尤其，他的健谈，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令我目瞪口呆，让我不断闪回在复旦3108听讲座的一幕幕。80年代，3108教室几乎成了一个圣地，很多著名人物在这里开讲，而学生们近乎狂热地捧场。高晓松就像是这些讲座的大全，交游广阔提供了他一部分谈资，博览群书提供了另一部分，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见识。

“60后”经历的年代，除了不断的毁灭，也还有不断的惊喜。到大学开讲座的那些大师，改革开放一拨拨不断涌来的新事物，使“60后”的成长历程中有一种不断看到奇迹、惊讶于奇迹、领受奇迹的经历。邓丽君、飞碟报道、福尔摩斯、科幻小说、电视、迪斯科、交际舞、武侠小说、朦胧诗、迈克尔·杰克逊、霹雳舞、007、长江漂流、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尼采、摇滚乐、朋克、世博会、呼啦圈、整容变性、音乐节、女权运动……它们在大陆一个接一个首次出现，不仅仅是新事物，它们是奇迹。仿佛开了天眼，那是一个神奇年代。

那个年代，人人迷于读诗、写诗，“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会砸中一个诗人的脑袋”。在那个年代，这一代人大都养成极好的脾胃，百科通吃，求知欲之大如图书馆。2012年，高晓松脱口秀栏目“晓说”播出，像是把当年的讲座开进了网络时代。

一个朋友以为，背后有一支团队为高晓松选话题、备文案。我告之，那应该是高晓松自己所亲为，以我亲眼所见所闻，他有这个能力。

在写歌上，高晓松格局小，但是秀美、隽永；在“晓说”上，高晓松视野宽，多奇见，但是治学粗糙，错误多多。总体来说，他是可爱的，追随者众。

可憎的，是“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样的花言巧语。过分蔑视眼前，将现实问题污名化，其实是不承担责任的逃脱。求知欲和远观使过了劲儿，任何现实都可以不看，照样过得了诗意生活，只需将眼光转向远方。这一代人天造地设的养成，有这个危险和危机：将一切苟且苟且，将一切苟且用抽离现实的方式远隔。

已经如此苟且，还要显摆优越。这个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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