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含有很多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善与善的冲突。

在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善恶冲突是主要矛盾。比如，愚昧是恶，知识是善；暴政是恶，亲民是善；贪污是恶，廉政是善。发展到一定阶段，善与善的冲突则处于更突出的位置。比如，舍得花钱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是一种善，为需要不断做肾透析的城里的患者报销医疗费也是一种善。政府财政资源有限，无法行那么多善，怎么办呢？这就带来了善与善的冲突。学科间冲突也是善与善的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印度人两千多年前就发现，楝树油可以杀虫。若把楝树油做成杀虫剂，肯定属于绿色产品。可是，若要在西方国家推广这种杀虫剂，就首先要做大量试验，包括杀虫效力试验、毒理试验和环境影响评估。这就需要大量的经费。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出不起这些钱。而一些大的化学公司则想：楝树油的杀虫效果并不是本公司发现的，本公司无法申请专利权，如果我出钱做了这些试验，产品也上市了，如何确保我的利益呢？似乎不好办。于是，他们也不肯出钱做试验。结果，本来楝树油已经上了欧盟的“待考察活性成份”清单，由于没人出钱做相关试验，欧盟又将它从清单中撤下。撤下之后，谁将受益？不是印度的穷苦百姓，不是渴望绿色产品的广大欧洲公民，而是已经取得化学杀虫剂市场垄断地位的那些大型化学公司，它们将继续一边赚钱一边污染环境。这就是所谓现代科学知识（必须做这个试验那个试验才能保证安全）与印度传统知识（楝树油能杀虫）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恶果。哪一种知识错了（错了就属于恶）？都没错。

怎样解决学科冲突呢？首先要认识到，每种学科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能（也不应该）通吃天下。目前，较普遍的学科分类方式是把所有学科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是按研究对象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分，又主要是按学科中量化研究手段的应用程度和学科规范程度分的。显然，这种分法不太能令人满意。国外有的学者则别开生面，提出另一种三分法：形式科学、解释性科学和设计科学。形式科学，是如哲学和数学一类的研究。解释性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和一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设计科学包括工程学、医学、管理学、现代心理疗法，等等。解释性科学重在描述（Description），设计科学重在施策（Prescription）。解释性科学的成果（比如宇宙起源）是人人关心的，设计科学所产生的知识（比如预应力结构可靠度分析）则主要是业内人士更关注。前者的典型研究成果是因果模型，后者的典型研究成果是一些技术（此处，技术作广义理解）规则。由于解释性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差异如此之大，用前者来统帅后者就不一定合适了。比如，中医药就属于一种经过检验的、强有力的技术规则系统。它将自己感兴趣的系统（比如求诊者）视作黑箱，在某些条件下，特定干预（汤剂、针灸、推拿，等等）就能产生（也许是决定性地，也许是随机性地）所欲求的结果（治愈病人）。中医药确实迄今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治疗机理，但是，解释并非其使命。现代设计科学的成果则是经过检验的、有依据的技术规则，这里所说的依据，也许部分来自解释性科学。目前，中医药发展遇到的窘境，同印度楝树油的遭遇是差不多的，源自现代医学（主要以解释性科学为学科基础）与中医药学的冲突。哪一种科学错了？都没错。

我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正视和妥善处理学科冲突问题，而是简单化地将一种学科的主导范式凌驾于其他类型的学科之上，则肯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