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报》2014年第11期“编者的话”

面对信息悖论，情报学者能做什么？

武夷山

   以色列海法大学信息社会研究中心主任Sheizaf Rafaeli教授和同一中心的Daphne R. Raban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创刊号即2005年第1－2期合刊发表题为Information sharing online: a research challenge的文章，提出了在线环境下的四个“信息悖论”。让我们思考一下，情报学者能为消解这些悖论做什么呢？

第一个悖论：信息与知识既是私有品，又是公共品。

无论是人还是事物，明确身份都是很重要的。“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身份不明不好办。信息就是身份不明的。如果完全将信息作为公共品来管理，就会出现“公地的悲剧”；如果完全将其作为私有品，又会出现信息垄断问题。

大家也许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影楼拍了一些艺术照，影楼将照片交给你，但不给底片。你也许感到愤怒，我的照片，你凭什么扣住底片？可人家说，照片上的形象是你的，但摄影艺术成果的“版权”就是人家的。人家只给你拷贝，不给“原件”。同样，你在网上查资料时，在搜索框中录入一个关键词，你可以说这是自己的脑子想出来的词，“属于”自己，但搜索引擎公司根据海量搜索数据做出的网民偏好分析报告，就属于人家的了。在类似情景下，信息或信息产品（如人像摄影作品）属于谁，真的莫衷一是。迄今为止的法律体系是在互联网问世前构建成形的，面对信息世界的问题，它往往不知怎么办。我们非常欢迎法学家参与情报学界的相关讨论，或者是法律知识较丰富的情报学者来进行这样的讨论，可惜，过去的《情报学报》上，这样的讨论还太少。

第二个悖论：信息的无价与有价。

即使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对其无法定价，无法控制，就只能免费。比如，到目前为止，空气只能是免费“供应”的。网上有很多免费信息，但免费信息经常被用作诱饵，诱使消费者去购买其他产品和服务。这种免费是真免费还是假免费呢？

看普通电视是免费的，但观众被迫面对无休无止的插播广告，对于不愿意看广告的观众，他们所浪费的时间其实意味着很大的经济代价。在网上看视频，若想免费，就得耐着性子把前面的广告看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大家都承认；但是，大家也都承认，互联网的基本理念就是开放自由，在英语中，自由和免费又是一个词。那么，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才是多方共赢的？情报学人完全可以贡献自己的意见。在过去，我们只见到关于信息产品定价的研究，还相当局限。

第三个悖论：信息传播的自由与不自由。

从法律上说，美国既有《信息自由法》，又有保护与限制知识产权之应用的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二者是否矛盾？拿中国的情形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百姓可以免费获取大量的政府信息。但是，去政府部门或存放此类信息的公共图书馆去查阅，仍然很不方便。假如有一家公司付出劳动，将公开的政府信息给数字化，做成便于检索利用的数据库，则百姓就方便得多。这样，不愿花钱的，可以自己上门查阅；愿意花钱的，可以上网查询收费的政府信息数据库。问题是：谁允许那家公司做这样的事？我们经常面临“想做好事做不成、做了好事惹官司”的困境。

由于网络信息的放大效应，谣言的杀伤力或恐慌效应是过去的不知多少倍。因此，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就倾向于更严格地控制网络信息传播。作为普通百姓，当然对这样的限制非常反感。那么，合理的边界在哪里？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研究。

第四个悖论：信息的拥有与共享。

由于数字化的普及，由于政府信息公开之类法规的问世，人们可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获取的反面――共享――则普遍受到忽视。由于信息公开，“你的就是我的”；我拥有的信息得把得牢牢的，“我的还是我的”。那么，信息共享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

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障碍，而是心理障碍或曰激励障碍。当人们普遍不太愿意将自己拥有的知识分享出去的时候，设计得再好的知识管理系统都不过是摆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知识管理研究都是偏于技术解决方案，罕有对有效激励机制的研究和讨论。

情报学人若能为解决这些信息悖论做出自己的贡献，将是功德无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