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Wuyishan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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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进通达的理念,才有实实在在的业绩

已有 3551 次阅读 2014-11-3 11:38 |个人分类:鼓与呼|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有先进的理念,才有可观的业绩

武夷山

 

    以下文章是我在20076月发表的,现在重贴一遍。由文章可见,这位校长的洞察力很深刻。今天的《科技日报》发表了对他的采访,他领导的大学近年来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我认为是与他的高明见识分不开的。《科技日报》的采访附在后面。

 

知识的极限

武夷山

(发表于《科学时报》2007622日)

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黯淡前景敲响了警钟。1976年,出生于维也纳的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赫什(Fred Hirsch19311978)发表了题为《增长的社会极限》的专著。他认为,罗马俱乐部谈的是增长受到的自然资源局限,其实,增长还受到某种社会限制。例如,收藏品之所以值钱,就是因为数量少。君不见,金银纪念币的发行单位总是要告诉收藏爱好者,该纪念币总共限量编号发行了多少套,并进行了公正毁版。同理,赫什教授指出,随着学历证书颁发总量的增长,学历其实就贬值了。国内一些人时常感叹,目前的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还不如二十多年前的本科生。这并不说明人的素质今不如昔,而是我国研究生扩招后学历贬值的必然结果。因此,从社会极限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将增长与进步或者发展划等号。[1] 赫什的著作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Google Scholar的搜索表明,该书迄今已被引用800多次。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 克罗2006年发表文章,提出了“知识的极限”的概念。他采用该词组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某些现象是永远无法认识清楚的,而是说,人类获取、整合和应用知识的集体能力受到6种局限,这就造成了知识的极限。[2

首先,个人局限。个体出于自利动机而行事,这是理性行为。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举例来说,由于可再生能源价格较高,其推广应用必然困难重重,因为消费者不愿多花钱。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认识到个人理性的局限,在制定公共政策和采取集体行动时计及这个因素,而不能过于理想化,过于天真。

其次,社会生物局限。人类在工具制造、语言、自我意识和抽象思维等方面的特殊能力,使得我们这个物种特别适合从事竞争。人们也有相互合作的时候,那往往也是为更高层次上的竞争服务的。在最高层次上,人类这个物种在与其他几十亿种物种竞争,或是在支配那几十亿物种的命运。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似乎丧失了合作的理智,也缺乏有助于培育有效合作的结构。因此,人类需要有意识地寻找一些方式来超越自己在不善合作方面体现出来的社会生物局限。

第三,社会经济局限。西方国家一般想通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来摆脱个人局限和社会生物极限,但仍旧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前苏联体系的国家则试图通过控制个人的短期行为来推进整体的长期利益,又惨遭挫败。因此,如何克服社会经济局限的难题,迄今尚未破解。

第四,技术局限。为了摆脱生物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行为局限,人们转向技术解决方案。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历史经验表明,今后人类必将继续开发出更高效的能源技术,但这些新技术带来的能效增益将被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扩大了的能源消耗量所完全抵消。笔者在《从加州电动汽车推广受挫说起》一文中也发表了类似观点。[3]不断出现的情况是,我们设计出的技术把我们从今天陷入的泥潭中拽了出来,但又带来明天不得不应付的更多问题。

第五,知识局限。我们所知道的不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比如,生产出7万种合成化学品比较容易,弄清这些合成化学品的大规模应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并找出应对之道则要难得多。

第六,哲学局限。目前,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仍旧专注于一个相对说来较简单的问题:认识自然。而更复杂、更带挑战性的任务是,怀着目的意识去认识自然。我们要搞清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与自然和谐共存还是榨取自然令其为今人服务?

应当说,克罗校长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在全球走向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当口,谨记知识的极限,会使我们走得更稳健,而不要落到因自鸣得意而忘乎所以的地步。

 

参考文献

[1] 武夷山,西方国家学历的贬值,中国教育报,198568

2Michael M. Crow, None DareCall It Hubris: The Limit of Knowledge,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23 (2): 29-32

[3] 武夷山,从加州电动汽车推广受挫说起,学习时报,200574

文中提到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克罗的照片

 

大学不是“学生工厂”

——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克洛谈新型美国大学

科技日报 2014-11-3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克洛

   本报记者  毛 黎

   在全球众多大学仍在按传统的择优录取、注重单科培养学生的时候,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却在迈克·克洛引领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将大学转变为全美领先的公立研究型都市大学之一,创立了“新型美国大学”的新模式。美国《新闻周刊》称ASU所完成的是“高等教育领域彻底的改革”。

   近日,克洛校长率大学代表团来华访问,在接受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ASU的改革和成效。在他看来,ASU的重点任务是针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围绕生命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亚利桑那州和国家的竞争力为核心,追求卓越的教学、研究和创新。

   克洛校长要求ASU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植于社会和参与全球事务,让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深入社会的最前沿,通过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角色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棘手问题。为此,ASU摒弃固有的大学结构,开设了17个跨学科学院(如生物与健康系统工程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大型研究机构(如生物设计研究所)。2014年,ASU的研究经费已高达4.25亿美元。

    改革在于培养新型人才

   作为优秀的公立研究型都市大学,ASU同时具有高水准的学术成就、广泛的学生来源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克洛校长认为,人们应更正对大学教育的看法,大学不是“学生工厂”,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能够启迪新思想,用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具备的潜力去改善世界的各个角落。

   克洛校长称ASU为真正的人民(民众)大学。录取时,无论学生来自社会的那个阶层,只要达到了入学标准,就能进校学习。2014年,ASU注册学生总数高达83000人,创造了美国单次入学登记人数的新记录。

   为实现让毕业生既能满足当前就业岗位需要又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目标,ASU建立了新的大学模式,新模式的“新”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面对人数众多且多元化的学生群,ASU必须以新的教学方式来满足他们受教育的需求,教职员工依靠技术的应用解决了问题。其二是采用新构架来应对居多的挑战,现在大学的学科已退居到第二层,其首层的位置由大学中跨学科学院或研究院所取代。其三是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是与工业界和各级政府合作,关注它们面临的难题和能提供给大学的机会。

    内改外引化解改革阻力

   如同任何新事物出现那样,ASU在改革时也遭受了阻力。但克洛校长并没有因阻力的存在而退缩,他坚信改革学校陈旧体制所具有的光明前景。

   在亚利桑那州,存在负责监管包括ASU在内所有公立大学运行情况的机构,它就是由10名公民组成的“亚利桑那州公立大学摄政董事会”,克洛校长要向该董事会汇报大学的情况。摄政董事会向他提出,要将ASU发展成独特的大学。具有“独特性”是ASU未来的关键所在,也是克洛校长推行改革的尚方宝剑。

   为消除针对大学实施变革的阻力,克洛校长一方面激励本校员工争做自己未来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不当旧体制的奴隶;做学术未来的主人,不当他人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从全球招聘那些富有创新精神、愿意投身改革的人们前来加盟。他认为,旧的教学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其适应能力就会变弱。ASU的改革代表的是“新型美国大学”的兴起,它具有规模大、适应性强和高速发展的特点,贴近社会,甚至处于社会的最前沿,可持续发展学院就是大学中这样的范例。

   成就显著为社会所认同

   4年前,美国《华尔街时报》依据美国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司的表现对大学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在毕业生最受雇主欢迎的排行榜上,ASU就已名列第5。克洛校长相信现在的排名会更高,同时认为,ASU毕业生的质量、价值和受雇率在不断提高,其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在大学时代丰富多彩的学习经历。

   与中国一样,美国众多大学在评价大学时,往往会注重入学学生的情况,如新生的成绩、新生录取的比例。但ASU在评估时,关注的是产出。美国上千所大学的学生每年都会申请著名的“富布赖特”奖学金,ASU的学生获奖人数在全美高校中名列第三,仅排在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之后。克洛校长说,ASU对自己毕业生的质量、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使用感到十分满意。

   ASU还成功地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学生前来就读。2014年,在ASU注册的国际学生多达9400多人,其中中国学生超过了1/3,仅新生就有数百名之多。国际学生在ASU可以学习他们擅长的传统学科,也可主修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变革和生物设计等。他们在这里不为学科所禁锢,同时培养他们的是一流的教职员工。

   ASU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克洛校长希望中国留学生能为ASU教育的新模式所激励,并从中受益。现在,ASU国际学生的毕业率维持在95%,中国学生的毕业率就更高,同时他们的就业率也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这表明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表现突出,也说明ASU的教学方式和工作确为社会所需,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携手中国同行服务全球

   在克洛校长看来,将ASU塑造成“新型美国大学”并不是他事业的终点,他希望其他国家的大学能够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这当然也包括立志创新的中国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目前在中国,ASU在与志同道合的研究机构和伙伴建立跨学科的研发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在青岛的生物设计项目,它将实现ASU在亚利桑那州坦披的研究中心和设在青岛蓝色硅谷的新的中心无缝连接。以及在成都即将成立的以智能材料为核心技术、高度产业适应化的技术研发工厂。

   此外,在华期间,代表团还与ASU高级工商管理(EMBA)毕业的、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中国校友相聚,共同探讨中美之间如何将ASU机制做为载体,并借助技术创新,加速两国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ASU在中国寻找的是对ASU创立新模式感兴趣、愿意分享ASU经验并有意对自身机构实行革命性变化的合作者。

   在克洛校长的眼里,与中国的合作十分重要。中国在全球拥有独特巨大的发展空间,中美关系未来的命运与两国间良好的经济竞争力、良好的贸易关系以及良好的科技合作密切相关。他相信,如果能寻找到正确的合作途径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国在广泛的合作中携手共进,那么整个人类将从中获益匪浅。

   克洛最后表示,对于美国而言,现在还有新型大学涌现似乎是个奇怪的事情。然而,也许人们还记得当年的哈勃太空望远镜项目,正是ASU参与的科学家和学生观察并拍摄到了遥远太空新星诞生美妙时刻的照片。他自豪地说,ASU不是人工克隆的恒星,而是深空中一颗璀璨正在形成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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