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1986年6月14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去世。一年零十天后，利昂内尔·安德烈斯·梅西出生。

   一死一生，他们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是……

   但是如果博尔赫斯活到现在，他不会喜欢梅西。

   博尔赫斯是个伟大的阿根廷人，也是个厌恶足球的阿根廷人。

   他说过：“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

   不仅如此。“足球得民心，因为愚蠢得民心。”他说，“二十个穿短裤的男人追一个球。”

   虽然他认为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但这并非他厌恶足球的全部原因。

   阿尔弗雷多·乔斯林-霍尔特（Alfredo Jocelyn-Holt）先于6月14日在智利《评判者报》发表评论，沙基·马修（Shaj Mathew）继之于6月20日在美国《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博尔赫斯真正厌恶的是球迷文化，同样盲目的支持正是群众政治运动的基础，造就了20世纪最可怕的历史。

   “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乃至反犹主义在阿根廷政坛的兴起，因此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大众文化——在阿根廷以足球为最——所抱持的强烈疑虑便是合乎情理的了。”马修说。

   博尔赫斯本人写道，足球是一种赢者王侯败者寇的游戏，令人不快，而其中存在着“一种霸权的、强势的观念，我认为这是可怕的”。

   马先生认为，博尔赫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此同胞们对任何一种教条或信仰的无条件支持都会免不了让他产生怀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尔比塞莱斯特——白色与天蓝色，即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博尔赫斯反对足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民族主义只允许肯定，而每一种教条对怀疑和否定都是拒斥的，民族主义正是盲信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先生据此总结，国家队催生国民性的狂热，为不择手段的政府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得以利用明星球员作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的代言人。球王贝利便曾沦为巴西右翼军政府的宣传工具。

   戴夫·齐林（Dave Zirin）在其新书《巴西与魔鬼共舞》（Brazil’s Dance with the Devil）中写道：“甚至在政府围捕异议分子的同时，都不忘制作一幅巨大的海报，表现贝利正以头球奋力破门，同时配有口号：Ninguém mais segura este país: 现在谁都无法阻挡这个国家。”

   马先生说，博尔赫斯借其短篇小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表明，正是由于媒体的推动，膜拜足球的大众文化才得以盛行，结果也使足球自身成了可以用于煽动和操纵的工具。

   博尔赫斯认为，人类感到需要属于一个宏大的集体事业，一部分人的这种需要由宗教满足了，其他人由足球来满足。马先生说，这种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蒙蔽了自身，看不到这些宏大计划滋生出的或固有的缺陷。诚如博尔赫斯小说《代表大会》中的叙事者所言，这些宏大叙事的诱惑力往往是难以抗拒的：“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王永年译文）

   “这句话可以精确地描述地球上的数百万人对足球的感受。”沙基·马修在文章的最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