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老外如何研究中医史

武夷山

   2013年第1期的《中国科技史杂志》发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文献研究所郑金生先生的文章，《文树德教授的中国医学研究之路》。此文相当好，原文见

http://www.doc88.com/p-9176124234263.html。

我是在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 219次香山科学会议（ 2 0 0 3年 11月 18、19日举行）上见到文树德先生的。该会的报道见（http://yanghz70.blog.163.com/blog/static/4408979120129415946330/）。

这次会议得以开成的功勋人物之一是本所已故的贾谦研究员，我也做了些微贡献。香山会议的规矩，每人的发言时间都很短，但大家均有发言的机会，而不是只让名流发言。在会上，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做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试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专题报告，他分析了：

 （1） 70年代以后，中医药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原因：对化学制剂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污染产生恐惧，出现“回归自然”的潮流；欧美国家期望中医药能解决人体“能源危机”问题；中医药“非线性”思维给西方国家的思考方法带来启示。

 （2） 2000年后中医药在西方国家逐渐降温的原因: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暂时代替了对污染的担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中医药的负面报道。因为：中医药没有给自己在国外创造文化氛围；某些中国中介组织如旅行社强迫西方游人去中医诊所看病，并购买昂贵中药，影响了中医药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中国人就在出国前成批购买中成药，在国外对病人说这药是专门为他设计定做的。这样就出现中药“信任”危机。

   文树德先生访华次数很多，《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4月23日曾发表以下报道，从中可以略微了解一下文树德其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德国著名中医史学家文树德教授讲座侧记

3月28日下午，德国著名中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及其国际合作团队主要成员文淑德博士(Dr. Ulrike Unschuld)（博主注：她是文树德夫人）、郑金生研究员、张志斌研究员一行受邀到山东中医药大学，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纲目》及其他中医文献的研究”的学术报告。文树德先生广博的中西知识背景、严谨的治学态度、锲而不舍的坚持与独特的研究思路，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文树德致力于中医经典医籍的翻译与推广，他翻译《黄帝内经》时不以己意而妄加论评，而是汇集中国古代著名医家和日本代表医家阐释《黄帝内经素问》的著作800余种，以及现代阐发《黄帝内经素问》的代表性期刊文章2800余篇，撮其旨意，各归于相关原文之下，加以总结评判，力求理解之全面与翻译之公允。单就其治学之审慎与细腻而言，就很值得我们学习。

   用中医的思维来理解和翻译中医

     文树德强调全面理解中医是进行翻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用中医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中医，才能翻译好中医著作。从翻译角度来讲，一定要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程度，尝试以当时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和翻译中医的名词术语。避免以现代医学词汇来翻译中医学，当中西医学之间不存在共同点时，应避免生硬地寻找两者之间的统一性。现代科技并不是整理传统医学的惟一道路，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在研究和发掘的过程中，不要把传统医学改造成其它医学。换言之，不能以今人的思维来理解古代的中医理论并妄加删改。以翻译《黄帝内经素问》为例，文先生译为“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意即“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医文本中的自然、智慧与譬喻”。这种翻译很好地体现了古人言人必及天地的整体观念，以及用譬喻来阐释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述理方式，很好地把握了古代医家的思维方式。

     其实，中医的翻译不仅仅是狭义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从广义上讲我们现在对古代中医经典的重新诠释与解读，使之更易于被现代人所理解，也是一种“翻译”。文树德先生所讲的翻译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经典的解读。

   从思想、历史来分析古代中医的知识

     文树德讲，对于相类似的身体与疾病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医家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还可能进而形成不同的医学理论。因此，若要研究具体医家的医学理论，就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看一下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给了他们怎样的“刺激”，“是从思想、历史来分析古代中医的知识”。就中医古籍的翻译而言，他强调必须了解其成书的具体年代和历史背景，了解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医学中的渗透和表达。

     他举例讲，唐代社会政治经济较为发达，但是中医学在此时期的发展却没有取得大的跃进与突破，原因何在？相比较而言，金元时期的社会发展极为动荡不安，中医学却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取得了创新性的发展，原因何在？因此，需要密切结合当时的思想论述，来体会为什么在彼时彼地会有人发现那样一种自然规律，提出那样一种理论，或者使用那样一种术语。

     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孤立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外，其理论必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对于中医理论的全面正确理解，不能执泥和囿于医学技术本身，而应尝试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中医学。

   发现老百姓日常生活应用中医的景象

     文树德说，中国国内学者更重视对雕版印刷中医古籍的研究，而常常忽视对众多手抄本的研究，业内大都觉得手抄本学术价值不大，“没什么可研究的”。他却饶有兴趣地提到多次在北京潘家园等古玩市场购买中医手抄本文献的经历，几十年下来已经搜集了自六朝至建国初期的近千种手抄本，带到国外进行研究。

     相比于以经典类医籍为核心的众多版刻中医书籍，流行于普通民众间的中医手抄本，或载实用简便之土方土药，或述趋利避害之生活宜忌，或言疾病祝由之法，貌似难登大雅之堂，却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因此，文先生认为透过众多的中医手抄本，可以更为广泛地、直接地了解普通大众对于中医学的理解和应用。

   我命在我不在天

      晋代葛洪在其《抱朴子·黄白》中引《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3月25日，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墨卡托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启蒙的对话”系列活动第五届论坛——“启蒙与知识文化”上，文树德先生讲：“对中国来说，我们有数千年的启蒙历史，如果用启蒙最初的意思：点亮火把、照亮黑暗的地方、驱赶黑暗的力量，那么，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历史了。《黄帝内经素问》可以作为最早期的启蒙的文件，《黄帝内经》在不断地发出疑问，不断地让人自己能够获得自己的自主权……当时的《黄帝内经素问》始终强调，这是人类按照亲人法则生活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生命的长短。

     不久之后，第一次书面提到‘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当时这是两种势力的对立，就像西安的城隍庙，仍然在佛教中看到‘人算不如天算’这6个字。同样的一种对立，在当时的欧洲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人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他的一部分人更相信天意。”

      在这次的讲座中，文树德先生又几次引述与赞扬“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并以《黄帝内经》中的“心藏神”为例，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不认为宗教之神能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神在我自己心中，一切皆需要自己的掌控。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王振国先生在讲座结束的总结发言中，也再次提到这句话，并把文先生的解读与在座的师生共勉。

     抛却这句话中让人动情的豪气与激情，也暂不论文先生对“心藏神”的拓展解读是否合适，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和发掘《黄帝内经》？

     大而言之，除了医学知识之外，我们是否能从中医典籍中发掘更多的人文价值？笔者在想，适逢国家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之际，“利用”是否可以有更多灵活的形式？既然我们都不否认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医学与人文密切结合的体系，那么中医古籍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思想，必然会有助于拓宽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所以说，中医专业人员的中医研究，也应该尝试逐步突破既往研究理念的藩篱，除了要整理古典中医文献中的医学理论，还需要真正地认真合理地评价中医学独特的医学人文模式，重新挖掘古典中医文献中所蕴藏的丰富人文思想，把中医学作为了解古代社会文化景象的一面镜子。

     不要把中医古代文献作为静止的史料而束之高阁，而需要把它们灵活地穿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中医学发展的点滴，以及与其发展密切相关的古代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研究不但没有背离传统，相反的是更好地全面再现和诠释了传统。(刘鹏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