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喜好结交朋友，更喜欢好酒，1917年的某一天，祖父去寺庙与庙祝痛饮，无比尽兴，跨越高高的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倒在地上，等被发现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时，卖猪巷对面有一个教堂，里面住着一个荷兰来的牧师，他叫Kock，大家习惯叫他科牧师。他一直想物色一名能干的助手加向导，就经常坐在大石桥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挑选合适的人。我父亲那时还很年轻，非常贪玩，喜欢跟几个帅小伙子到处闲逛。科牧师一眼就喜欢上了其中那个英俊活泼的家伙，就走过去跟他交谈。科牧师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跟他去工作，我父亲很兴奋地说了愿意，他们就一起到我家去找我祖母。我祖母不同意，我父亲急得跳脚。科牧师说每个月给我父亲50块大洋作为报酬，我父亲不顾祖母的态度，毅然接过了科牧师预付的一个月工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父亲是一个敢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喜欢冒险，不墨守成规。

 

我父亲那一辈有弟兄三人，按当时的政策，必须有一个去当兵。祖母为此悲痛欲绝。仅仅两个月就传来了噩耗，叔叔阵亡在宜良。

 

可怜的祖母在死去活来的悲伤之后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按我们地方的观念，人死要见尸，亡人必须举行专门仪式厚葬。祖母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了我父亲。

 

父亲背着银元踏上了寻找亲人的路途。

 

18天路程到昆明，再辗转到宜良，找到了叔叔战死的地方，才发现那是一座大山。大自然恢复了它的生机，看不出曾经发生过残酷血战的痕迹。父亲在附近村子向每个人打听战死者的下落，得不到任何结果。有经验的人说，任何一支参加战斗的部队都要安排人员专门挖坟位掩埋战死者，免得生者看了心寒动摇斗志。父亲又在那座山上到处寻找新挖过的土堆土坑，结果什么线索也没发现。父亲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神力，就那么站在山头上大声叫我叔叔的名字，一口气叫了好几天，希望在某个没有察觉的地方传来熟悉的应答声……

 

离开山冈的时候，父亲没有忘记捧一兜山土带回丽江。

 

叔叔的棺材里，装的是那兜土，大家都相信他的灵魂就藏在土里，最终安息于生养他的故乡。叔叔被安葬于北门坡。那时的北门坡有狼群，一到深夜就出来破坏新坟，把棺材从泥土里刨出来，用头撞破棺材板，将死尸吃得一点碎骨也不剩。家里给叔叔做了衣冠冢，非常隆重地举行了安葬仪式。经过这个悲剧之后，我们的家庭元气大伤，祖母的身体衰弱了好长时间。

 

父亲在科牧师处的工作很出色，被送到了贵阳神学院深造。从那里回来后，父亲在民间传教，工资也涨到了一个月100块大洋。1926年，古城第一座三层院落矗立在世人惊讶的目光中，人们发现那个院子的第三层四面都是窗户，安置了玻璃，光线亮堂，他和他的儿女们经常在那里看书，一点也不伤眼睛。

 

那个院子里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聪明能干的父亲从上海中心机器厂甚至更远的德国西门子机器厂购买了先进的织袜机，用两股毛线一股棉纱编织长筒袜。每天，天还没有亮透，父亲和我就出发了，我们一起沿着玉河走到黑龙潭，算是晨练。一路清波欢跃，小蔷薇野桂花蓬勃，丛林深处传来节奏分明的“噔……”、“噔……”声，从容不迫，沉闷利落，那是习练功夫的王三哥的手掌在大树上砍削发出的声音。小鸟们不甘寂寞，在枝头拼命喊叫，好像非要把王三哥的巴掌声压下去才肯罢休。那时我心中的喜悦是圆满的，没有一丝阴影疑虑，我的父亲英俊强壮，我们的每个日子都充满乐趣，那种幸福是无法表达也无法复制的。

 

我们回到家时，邻居们正在做早饭。我和父亲接过煮好的米酒鸡蛋，舒畅无比地吃下去，觉得身心无限安逸。父亲把碗放下就走向织袜机开始劳作，织袜子或者帽子。父亲的工作量是每天八双。袜子织好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姐姐们的了。每当夜幕降临，姐姐的女伴们就来到我家帮着缝合袜子的指尖和后跟部位，她们喜欢边干活边说笑，不时有肆无忌惮的笑声尖锐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那感觉就像她们的青春美貌一样单纯深刻，阳光灿烂，会聚成了我儿时生活中最宝贵的幸福二字。虽然没有电灯，光影闪烁，但夜幕下的少女们被镶上了一圈魔力，我觉得有那么多仙女降临人间，前来爱抚一个未来世界的大英雄，这是神话中的情节，而我就是神话的第一主角，一个幸福满溢的王子。

 

第二天的首要工作是给袜子染色，用的是水煮的老方法。沸水中放入刺根，袜子就是黄色；放入核桃皮，就变成豆绿色；要想得到紫色，就要放石榴皮。袜子出锅漂洗后，被绷在楸木袜板上晾晒，整齐的一排挂在屋檐下，使人联想到健美的小腿在空中舞动的姿态。一阵风过，小腿们或朝左或朝右优雅地旋转，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我最先看到的芭蕾舞。

 

说到底，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打骂我们，他的性格是那么宽厚慈祥，对我们体贴入微，为了给每个儿女设计美好的未来，他几乎是呕心沥血。我们在德国女教师的教育下长大，大姐被送到齐鲁大学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我被送到昆明最好的教会学校念书，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家庭终于在地方上有了显赫的地位与影响力。父亲传教走遍了丽江的山山水水。1938年，他在宁蒗创办了“云南省立永宁设治局完全小学”，从丽江邀请了赵银棠等11位文化精英人物前去任教，轰动一时。

 

1959年，我在监狱服刑，被抽调去作画，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夜里11点多，我正在画画，突然心口发凉，整个人似乎被冻结成了冰块。心脏突然加速跳动，到了我受不了的地步。我站起来拿了一块毛巾，把暖瓶里的热水浇上，用热毛巾敷在心口。无济于事。我又起来打拳，却倒在了地上。旁人把我抬到隔壁卫生所，医生马上对我实施抢救。忽然，我清醒过来，虚弱地问：“今天几号？”有人答：“11月28号。”

 

好几年后我才得知父亲在监狱里去世的消息。一问，说父亲去世的日子是1959年11月28日夜。我无限讶异地发现，正好是我莫名其妙发病的那一刻……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父亲与儿子却息息相关，想到这里，不胜唏嘘！

 

《中国科学报》 (2013-06-14 第15版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