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下面是我妈妈的终生挚友董阿姨写的怀念文章。）

《风雨彩虹一世情》

董芷

(照片左边是董阿姨）

春节将至，更加惦记久卧病榻的一青。一月十八日下午，给陈辽打电话，铃声空响，无人接听。晚上继续接着再打电话，这次有了回应。问及今年春节一青是在医院还是回家，我的话音未落，那边陈辽话语哽咽：“今天下午三点零五分，一青已经走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立即反问“你说什么？”陈辽又忍痛重复了一遍。我只觉耳边一声轰响，不禁失声痛哭，电话那边的陈辽也是伤心之至。

原本计划节日姐妹相聚，孰料分秒之间，一青与我已然天人永隔！三点钟左右？这不正是下午我打电话的时间吗？！

一青啊，你是在给我启示？还是在与我告别？我知道，你有多么地不忍，你知道，我有多么地不舍。

整整七十二年，我们不是一母生，却胜似亲姐妹。从相识到相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始终携手并肩。欢声笑语，生死与共，风雨之后，总有彩虹。这漫长的七十二个春夏秋冬，如今回首，弹指一挥间。

一 、相识竹镇

“河水潺潺，

桥儿弯弯，

桃花和梨树馥郁芬芳。

更有那广阔的天地，

围绕在你的身旁，

啊，我美丽的竹镇小学，

你是我们知识的泉源…”

一青啊，你还记得这首《竹镇小学校歌》吗？我们的校长李朝本（又名李唤中）作词，淮南艺术专科学校的音乐教员孔健飞作曲，旋律优美，歌词抒情。七十多年过去，依旧能够脱口而出。这所竹镇小学，正是我俩姐妹情深，共同追求革命理想的起根发脉之地。

1937年底日本鬼子入侵南京后，老家的居住地六合城很多人都去乡村避难。我们在蒋庄有田地，便全家离开六合的四进大院去了乡下。1940年春天，父亲在竹镇十字街上一家布庄谋到一个管账的差事，我们家从蒋庄搬到繁荣热闹的竹镇。搬家后的第五天，我便去了竹镇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在那里，我遇见了你。

你在竹镇出生，你的竹镇小学被日本鬼子炮火烧毁后，学校就地取材，设在街西头的东嶽庙中。不同殿堂成为不同教室，我们班就在观音老母身边上课。新学期开始，我被安排在课堂偏后一个空座上，点名时我知道了这个眉清目秀，从容文静，穿着银灰底细花偏襟夹袄，领口袖口滚着紫边的同桌，名叫武淑仪（你在竹镇使用的名字）。老师布置写字，我才发现书包里没有铅笔，你顺手从抽屉里摸出一支铅笔给我。放学了，我俩不约而同地向东走。过了十字街口，发现彼此依旧同路。我们走到一个粮行门前，你说“我到家了”，“我也到了”我说。原来我们两家竟是隔墙邻居！

你们家的房屋在竹镇是数一数二的宽宅大院，白墙青瓦前后三进。迎街的门面房是粮行。芦苇编起的窝折里屯着代销米粮，几个伙计忙着用木盆和量斗称米。你的表姐王艳秋也在四年级，我们三人上学常在一起，通常艳秋走在中间，她的个头稍矮些。我俩分别走在两边，粮行的伙计看见我们仨就会说“香炉蜡烛台来了”。

你们家二进有个很宽敞的大院，右厢房是你父亲的书房和待客间，门前种着天竹，万年青等花草。大院里还有一个磨坊，我去你房间路过时，常见蒙着眼的骡子在转圈拉磨，打箩柜的伙计站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柜一头，用脚踩来带动筛箩前后筛出细细的面粉。到你的房间要通过你父母的卧室，进门左边顺墙是一张中等大小的床，床头放一张带屉书桌，也在你那里读到一些你哥哥留下的书籍，记得还有巴金的《家》。上面有个窗户，下面摆个方凳。另一边木架上有一个木箱，上面还摞着一个旅行小皮箱。1945年从淮南中学回来后，我在民教馆工作，你在竹小教书。虽然不能每天在一起，却比从前更亲密。白天各自忙工作，很多话没机会说，一旦相聚，你会留我聊到深夜。

竹镇环山面水，风景四季各异。就像校歌里唱的那样，春来柳绿成行，桃花漫天。十字街偏北，有个很小的照相馆，老板名叫张锦章。每年桃花盛开之时，张老板就会架起他的照像机，为来这里赏花的游人拍照留念。我俩也曾并肩树下，留下花季少女的欢笑和梦想。

竹镇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在小学不断受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教育。我的大舅被鬼子抓夫再没返回，当教师的二舅宁可饿死也不做亡国奴。你那唯一的哥哥也在上海被日寇杀害。国恨家仇，使我们更坚定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追求革命理想。有一次，罗炳辉师长领导的新四军，在竹镇附近的金牛山抗击日军获大捷，伤员们路过竹镇在上郑分校歇脚，我们又一起和其他同学给伤员送水喂饭，包扎和洗涤绷带。

一青，你一定记得那首我们唱过的《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一起在被日本鬼子烧毁的竹小旧址上搭戏台，汽油灯下配合大众剧团和抗敌剧团演出。我们从后台两边排队跑出来边舞边唱“嘿！嘿！嘿！孩子也唱歌，孩子也跳舞……”接着就表演“当兵要当新四军啊，得儿军啊。吃菜要吃白菜心啊，得儿心啊。新四军啊多光荣啊，得儿荣啊。白菜心啊甜津津——得儿哟——”记得孔健飞是胶东人，高高的个子，尤其是他独特的山东口音让我们忍俊不禁过耳不忘。革命的种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渐渐生根发芽。那年，我十二，你十三，我们都参加了儿童团。

1943年，小学毕业后，我们又打起背包一道去了七十里外的安徽古城淮南中学住读。每次步行到半途中的半塔集，中午就在那里吃碗面条或者买块烧饼。校长王昭铨是后来的南京市副市长，老师多数是从敌占区来的知识分子。竹竿编成的大通铺一排躺了将近二十人，我俩肩靠肩挨着睡。换洗衣服卷起来就是枕头，夏天在两百米外的河里洗澡。我们讲革命，学文化，淮中培养并明确了我们矢志不移、投身革命的坚强信念。

1945年寒假，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交不起伙食费，我只身回到竹镇，分配在民教馆工作，你则在几个月后也回来，再去小学校教书，当时我们的工作报酬都是108斤大米。我还兼职群众剧团副团长，妇救会副会长，社会活动多起来。有一次在你那留宿，我告诉你很可能要被外派学习几个月，你问我是否可以不去，而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不可以。那天夜里醒来，发现枕边已经被你的泪水湿透。虽然最终我没有被外派，但这件事情让我更清楚我们友情的重量。

二、 生死北撤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国内战。同年7月27日拂晓，敌新五军九十六师从来安进犯竹镇，遭到地方政府独立旅奋力阻击。根据当时敌情，我军将要进行北撤的战略转移。头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参加刷标语，告诉父老乡亲：“我们很快还会回来的！”当时并不清楚究竟何时撤退。翌日清晨听见枪声，情况紧急，我赶紧拿起背包准备去找你。匆忙中我对母亲说“妈，我得走了！”母亲默默地把一双布鞋塞进背包后面：“好，好，快走！快走！”我跨出石门槛又回头，看见她一只脚跨出门外，另一只留在门里，手扶着门框，低下头去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把脸。我不敢逗留，怕自己不再坚决。

赶到你们家里，你的二姑妈却把你准备好的背包藏起来了，还在后门口横放了一张长凳。当你找到背包要走，你的母亲看着你问：“你要走啊？你要走啊？”，“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回头安慰母亲，还用手绢为她擦了眼泪之后转身就走。拦在后门口的姑妈连声说：“不能啊，不能啊！”你嘴里说着“让开！让开！不管了，我不管了！”一抬腿便跨过长板凳，毅然迈出了后门口。

此时，我们不仅仅是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而是胸怀跟随共产党、救国为民理想的革命战士。跨出家门这一刻，我们也将自己的生命无畏无惧地交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前途一切未知，但目标非常明确：向北，一直向北，一定要找到大部队。在镇口碰见当时带领警卫班在镇北巡逻，掩护机关人员撤退的顾迪同志(也是淮中同学，现为南京航空学院离休干部），他焦急地埋怨我们动作太慢，匆忙中又指点了撤退路线。六十多年之后，当年的竹镇区区长王翚同志（现为炮兵学院军级离休干部）还提及北撤那天也见到我俩一起跑出竹镇的事。当时军情紧迫，顾迪同志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头天晚上新四军主力大部队一夜之间撤出淮南地区根据地。当天下午国民党就占领竹镇，幸亏我们那天早晨及时离开。

一青，你是否还记得，我俩开始还是一路小跑，到了下午就上气不接下气，渐渐力不能支。但即使跑得心痛，累得腿软也不敢停留。饥渴交加我脚下一软，摔倒后脸就磕在土堆上，呛出鼻血，你赶紧拉我起来继续跑。下午路过马坝镇，看见路边一些北撤的人蹲在那里吃饭，前面放着一桶饭和青菜豆腐汤。听说我们是竹镇来的，当地负责人就用棕色陶碗给我们舀饭，还指着水桶里的竹端子说“吃了饭自己舀水喝。”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顿饭，我们如何继续向前。胃里有了食物又能迈开腿了，但疲劳加紧张，你又腿下一软，跪倒在地，膝盖皮破血流，这次是我拉起你。就这样，你搀我扶地一路跌跌撞撞，咬紧牙关向北行。路上同行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夜晚抵达三河边时，那里已然站满等待过河的人群。

夏夜天空月明星灿，平静的三河暗流汹涌。我俩手臂紧紧相挽，生怕被冲散。船少人多，拥挤不堪，黑暗中一只有力的手臂将我俩拖拽上船。几十年后才弄清楚，这个紧要关头鼎力相助的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文教干部章干全同志。假如我们没有挤上渡船而留在岸上，敌人追兵赶到后的结果将不堪设想。后来听母亲告诉我，北撤不久，竹镇有一个熟人对我母亲说，看见我俩在河边中弹，看不清是因为我们脸朝下，他断定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从此，我的母亲去河边淘米洗菜，一见河水就流泪，你的母亲听到这个没有被证实的消息后也整日以泪洗面。

过河后我们继续前往山东临沂，华东局淮南区党委已派人等候在那里收容和分流，由组织部长桂蓬同志负责。所有人群分成两队，一队留下听从组织安排，另一队自行决定去向或者返回。当时我是预备党员，你已是党的发展对象，我俩毫不犹豫地站到留下继续北撤的那一队，只有革命队伍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的一个堂哥，或许他在那一刻想起了留在竹镇的妻儿，犹豫中便站到回家的那一队去，解放后却因此当了几十年历史反革命。

就在那天分流之后，我们又一起被分配到华中建设大学，在那里学历史、政治、哲学和其它有关革命理论，建大是为自卫战争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一年之后我们一同到了鲁中蒙阴地区三野的后方医院，前线打仗抬下来的伤员中有很少一部分是国民党兵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与国民党作战的。作为文化教员，我轮流给伤员读报和写家信。你还记得那个蛮不讲理的国民党倒戈的瘸腿伤员么？他拄着两拐，坚持要我提前帮他写家信，我说等我把读报任务完成再去，他却扬言要用拐杖敲断我的腿骨。情急中我跑到你工作的那个房间，也是我们晚间休息处。你赶紧把我藏进棉被，自己坐在床前守着。那个瘸腿伤员来找时，你回答说不在，他气势汹汹地威胁道，如果知情不报就连你也一起打，可你始终不松口，最后还是其他伤员找来院领导才平息下来。在这里，你加入了党组织，我也转成正式党员。

三、 凯旋归来

1948年2月，我俩又同时被调入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苏州河北面枪声未停，许多店门家门尚且紧闭。解放军大卡车开进大上海，沿途学生秧歌队载歌载舞，和戴着红袖章的工人们一起，热烈鼓掌邀请我们下来一起扭秧歌，共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从早上九点直到下午五点，我们沿途上下卡车无数次，开了将近一天才到达我们住宿的汇山大楼。

多数人继续前往南京，我俩又同时被抽调留下，随后勤政治部齐平处长接管国民党后勤部，通过留守人员调查并清点国民党后勤物资分部情况。你在少年时代曾经去过上海亲戚家，我是第一次走进大上海。跟着齐平同志坐着轿车办事，我俩坐在后排，前面车窗来回摆动的两根小棍引起我的好奇，齐处长解释说那是雨刮。刚解放的上海还很混乱，常有地痞流氓冒充“军管会”，佩戴着伪造的红底黑字“军管会”的布质胸章，混进国民党物资部门。我们看见那些人往外抬雕花大书桌，或豪华大沙发。遇上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前来查核，这些假“军管会”人员在大马路中间丢下赃物就跑。我们是真的，他们是假的。

三年前，当我们在竹镇张贴“我们很快会回来”的标语时，谁都没料到我们能这么快就打回来。那一天我们早晨九点急急匆匆跑出竹镇，这一天又是一个早晨九点，我们喜气洋洋开进大上海。站在卡车上我们感慨万千，心中满是骄傲和自豪。凯旋归来，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那些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为我们的终生友谊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牢固基础。

四、情缘永续

在上海参与的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又一同来到南京，一起回到文工团。这张1949年底我们在玄武湖畔的合影，定格了我们共同的喜悦和革命的青春。不久，你就被调到三野后勤政治部文化部办公室。稍后，我也调离文工团到华东兵工工会工作。这一次工作上的分离，此后延续了五十一年。但我们俩在这样长的跨度中从未真正分开。几十年来，我们两个家庭之间延续着友情和亲情，你关心我的孩子胜似你自己的孩子，我不在身边时你就是她们的妈妈。我生病，你的孩子们来探望。你住院，我的孩子去陪床。亲人不在身边，你就是我的亲人。需要做决定时家人不在医院，我就是你的家属。

 一青，我知道，你的一生幸福、无憾。

我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自卫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在这些关系到民族存亡和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历史阶段中，你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做出了毕生贡献。

你的小家庭取得的成就，也是国家历史发展的缩影。四个子女个个学有所成，第三代也在茁壮成长。同时，你不仅有一个才华横溢、贡献卓越的好丈夫，他更是一个心心相印、无微不至的好老伴。你对亲友无私的关爱，在你的晚年开花结果，芬芳馥郁。

一青，你一定为此感到欣慰，我们的子女也如同姊妹相处甚好。其中我们的两个小女儿，更是我们姐妹情深的最好延续。她们在人生旅途中相互支持，彼此关爱，我们七十二年胜似姐妹的友谊有了美好的未来。

一青，你听见没有，那天你的小外孙问他的母亲：“妈妈，以后，我可不可以叫董婆婆为婆婆？”我闻言不禁眼泪婆娑。

是啊，我们姐妹七十二年患难与共，风雨彩虹。早已不分彼此，早已分不清你我。

因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你的终生挚友

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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