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灵活性的边界在那里？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科技导报》2008年20期）

Where Is the Bound within Which One Could be Flexible?

 

我们经常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时常显得迂腐可笑；不过,灵活性过了头，就乱了套。问题是，发挥灵活性的合适边界在哪里？

我们规定，孩子年满6周岁上学。我们的学年又是从9月1日开始的。于是，每年有很多9月1日生的孩子，由于不符合年满6周岁的条件，就不能提前一天上学，只能等到6岁又364天才上学。希望自己的孩子早上学的家长，在得知自己的胎儿可能在9月1日前后降生后，有的临产孕妇就请医生打催产针，或是剖腹产，务必使孩子在9月1日前生下来。如果允许学校校长们有一点灵活性，产妇们何至如此？当然，如果9月1日出生的孩子可以提前一天上学，那2日、3日出生的行不行呢？可见，总要划一个边界。

灵活者的灵活程度之高，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中国电视报》上如果印着“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这是该报规定的出版时间）出版”，则北京的居民在4月18日（星期六）的后半个上午就能在报刊亭买到。这根本不算什么。Omeg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这本管理学学术双月刊的出版时间一向是大大超前的，比如，在2008年4月，2008年12月号的刊物已经放在本所图书馆的书架上了。人家完全可以说，既然我的稿件录用量已经足够6期了，我为什么不能提前出版？让论文与读者早一点见面，难道是坏事吗？嗯，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好了，那食品制造商说：既然12月号的杂志可以大大提前到三四月间出版，那我印在包装袋上的“出厂日期”比实际出厂日期错后两天，也算犯了什么大错吗？可见，发挥灵活性必须有个边界。

在学术界，很多人实际上是举着灵活性的大旗行事的。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现象，都与过度发挥灵活性有关。因此，在这里我想试着提出这样几条基本的边界：

1、  为了私利而作弊、作假是坚决不能允许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自传作品《我的履历书》中写道：他的文盲母亲告诉他，你每天上学，哪怕什么知识也没学到，但是养成了不迟到的习惯，那也是收获。［1］可见，她把道德与习惯放在比知识与技能更高的位置上，这是多么有见识的母亲啊。我们不妨做一次调查：那些贪官污吏们，当年在考试中是否做过弊？我猜测，其中很多人曾做过弊。我坚信，能自觉做到考试中不作弊、工作上不作假的人，不会那么轻易地走上贪污腐败的路。作弊、作假侥幸成功多次的人则更可能觉得：我作弊那么多回都没被发现，这次贪污一点有谁知道？弄个假学历证书谁能看出来？借人家的芯片磨掉厂家标记来通过验收岂不是高招？

2、  为了所谓“集体利益”而作假也要适可而止。

如果谁坚持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作假，大家也许说他太迂。那么我说，即使为了所

谓“集体利益”而作假，也要适可而止。众所周知，在高校本科评估中，出现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些学校为了保证图书馆藏书的品种数或者册数能达到最低的要求，该剔旧也不剔旧了；有些学校为了使本校高学历人才的统计数据好看些，对于要求博士学位拥有者的调动工作申请一律毫不留情地不批准。“更有甚者”的具体事例我就不说了，大家心知肚明。想象一下，一位家长对孩子说：你不许吸烟啊，吸烟有害健康！可他自己在喷云吐雾，这对孩子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的大学在引导学生们成为“四有”新人，却在那里胡编乱造，由此造成的人格扭曲以及这些学生走上社会后可能给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与学生们获得了一些知识所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人总是要讲原则的，集体利益并非永远高于一切。如果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日本为了大和民族的利益侵犯别的国家就成了合理的了。

有一个例子我想不厌其烦地引用。曾任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资深众议员（从1973年当选众议员起，届届当选）乔治.爱德华.小布朗先生(1920-1999), 多年来不懈地为科技事业鼓与呼, 受到美国科技界的衷心爱戴。特别令人钦敬的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所谓“肉桶”（Pork Barrel）现象。该现象指的是，很多国会议员都要想方设法为本州以至本选区争取联邦政府的项目（好比将肉桶往家里搬），从而博取选民好感，为连选连任奠定基础。布朗先生始终认为，只有坚持同行评议，才能保证科技项目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因此，他从来没有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为自己的选区、为本州争取过项目经费。在肉桶现象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布朗的洁身自好反倒不容易被理解，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大大下降。1996年，在他生前最后一次竞选众议员时,他所在选区的约11万名选民中，投他票的仅比投其竞争对手票的多996人。［2］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与公民的觉悟还比不上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吗？

3、  即使有人“逼良为娼”，也不能轻易“为娼”。

不可否认，极其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尽人意的服务、过于苛刻的考核标准等等，都趋

向于推着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去做违规的事。我想强调说，并非所有被逼为娼的良人都为娼了。这里毕竟有个边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事物的性质在悄悄起变化。比如，一个几乎要饿毙的人，偷偷在人家小摊上顺了一个馒头，是一回事；想吃海鲜大餐没钱，就偷钱上馆子，则是另一回事。为了实现基本生存而做的事，与为了过得更好（实现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做的事，性质不一样。比如说，某单位规定：研究生至少发表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不允许学生参加答辩，或即使答辩通过了也不发放学位证书。在此压力下，一稿多投尚且情有可原，剽窃抄袭则绝对不可原谅。一个有操守的研究生，即便对过于苛刻的要求很反感，但他或她的基本立场是：即使我由于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不够而无法答辩，或拿不到学位证书，也不能弄虚作假。遗憾的是，我们看见有一些人总是气汹汹地指责别人逼良为娼，其实呢，在人家没怎么逼的情况下他们就兴高采烈地主动为娼了。

    朋友，在您的心里有这么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吗？

 

参考文献

［1］       田中角荣，我的履历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武夷山，领导者靠什么受人尊重？学习时报，200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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