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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编辑也是一种读者身份。你要做一个书写者,你可能必须是一个读者;你要做一个好编辑,你必须是一个读者;你要做一个好的书业从业人员,你也必须是一个读者。读者好像是最简单、最核心的。我认可读者这个身份。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知道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每个人都是读者。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目前为止,尽管媒体泛滥,书仍是这样一个载体——是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最核心、穿透力负载力最强的一个载体。
作为一个读者,永远要比作为一个书写者幸福。
卡尔维诺说:“好好留在读者那一边,千万不要越过界。”他自己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书写者,他就说过这句话。我也很喜欢博格斯说的话:“我们只能够写我们能写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读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写得出来。”我喜欢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写出来过,我最喜欢写小说,但是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我跟小说发展了无比复杂的关系,什么都做过,就少一个身份——写小说的人。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也想过写小说。我的老师是台湾最著名的小说家,天心(朱天心)的父亲,这个先生觉得我的字写得很好看,“我一路在看你的字。”老师怕我没听懂,就说“你平常说话还很好玩的,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么笨。”这是实话,伟大的小说人生在我二十几岁时就瓦解了。所以我不太看重自己的作品,很多书写完了,我连存稿都没有。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很难有一个那么清楚、简单的标准,甚至在我过去的阅读中,我会有意去抵抗这样的标准。不只小说,包括所有书,我觉得可以用蚂蚁和蜜蜂来形容它们。它单独一个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也没有意义,书跟书之间互相说明。或许我们勉强可以找出几个认为重要的小说书写特质,比如说英雄、诚实。但是,仍然无法穷尽,仍然有各种可能。我不相信那种简单的统一论,我们对文学的想象是没法统一的。它最好的部分就在于那种多样性,以及未完成的部分。正如我们人类的存在形式,就是多样而丰富的样态,这是生命唯一可能存在的样态。
二十几年前,年纪大了,我从出版工作上退下来。作为一个出版编辑,心中的书好像有一定数字,当编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离开那个工作了。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东西了,所以就离开。后来,天天泡咖啡馆,365天都在咖啡馆里头。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好像都在晚上,尤其是三更半夜。可是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早上越来越好用。就像博尔赫斯讲的,他说:年轻的时候,那个诗人就是他自己,喜欢的是黄昏、郊区跟哀伤。他现在喜欢的是城市、清晨……忘记了,就是说变化很大。所以我觉得早上的时间不能放弃。避过9点之前的上班潮,大概9点半左右我到达咖啡馆。年纪大了也不能写很久,写到下午1点半左右,大概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
台湾的咖啡馆很好用、很便宜,因为它经营不景气,竞争也很激烈。咖啡馆早上其实非常不错,会给你一个蛮丰盛的早餐。台币是110元,购买它的咖啡券还会打折,相当于20块左右人民币。这个早餐我可以当早餐和午餐一起用,要它附一杯咖啡,还可以再让你续杯。我后来算了一下,我每天都去咖啡馆,一个月花费的钱是3300元台币。办公室也有了,理论上空调也有了,也有人帮你煮咖啡,帮你做饭,然后还帮你收东西,最后还跟你说谢谢。我觉得非常划算,蛮喜欢这样的生活。(本文据唐诺近期京沪两地讲座记录摘编整理而成)
唐诺
本名谢才俊,1958年出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读书人。著有《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I)》《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书。《文字的故事》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阅读的故事》预计5月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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