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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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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气氛
阿兰L·马凯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译，发表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9年第1期和第2期））
马凯(Alan Lindsay Mackay)博士生于1926年9月，英国人，世界著名结晶物理学家、科学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大学教授。
他1947年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随后入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读科学学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的研究生。1952年获物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一直在伯克贝克学院物理学和结晶学系任教。1988年又取得结晶学和科学学的理学博士。马凯博士有许多项荣誉学术头衔并出访过许多国家，作学术研究或讲演。他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在诸如材料科学、x射线学、结晶学、蛋白晶体学、计算数学、电子显微镜、电子衍射等领域都有研究。此外，他在科学学、科学史、科学政策、科学普及等方面亦多有建树。他从1952年发表第一篇结晶学论文开始，到1998年为止，共发表物理学论文157篇，其它方面的科学论文为127篇，其中包括他和贝尔纳合写的著名论文“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马凯博士编、著的书有许多本。国内科学学工作者都熟知，由他和戈德史密斯合编的《科学的科学》，已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名著。
此外，
J．D.贝尔纳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做些什么，科学能做什么》(1939年)问世已60年了，戴莱克.普赖斯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巴比伦以来的科学)(1961年)和《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也已发表30多年了。正是这两位作者开创了对科学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定量分析，他们试图采用科学自身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两位作者都讨论了信息的产生方式、存储方式和传输方式。从那时以来，科学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认识科学受到的非常大规模的影响，需要估价作用于科学的气氛或气候。
所谓经济科学领域的专家大概长于把握细节，但却不能理解更别谈控制世界经济的大规模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曾尝试着进行这样的理解。如果世界危机降临到我们头上，考察文献计量学的细枝末节是没有什么用途的。“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幸福的”。现状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每个国家内部是如此，在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尽管单纯的贫国并不足以引发成功的暴动，但社会的爆炸性紧张业已发生。全球经济发展的另一条明确道路在哪里？至今尚不清楚。人口的增长、相互交往的增多、气候变化的加剧使社会紧张程度有增无减。
我认为现在科学仍是少数人的活动，远未成为我们文化的共同基础。于是，由于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关注，科学就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例如，人们在软饮料、爱畜食品和广告这些不重要的事物上花费甚大。发达国家的科技开支大都徘徊在GNP的2％左右，不再增加。芬兰由于采纳了高技术战略，其研究开发经费占到了GNP的2．9％。正如贝尔纳指出的，应用科学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工作从过去一直至今仍被彻头彻尾地扭曲了，人们为着军事目标应用科学，“而战争不过是政治的继续，采用了其它手段而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科学的应用，从而政府对科学的经费支持，都取决于政治和商业考虑，科学的价值既反映在其内容上，又反映在其方法上，但所有层次的人们对于文明赖以为基的科学和技术都知之甚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鼓吹者，如《经济学家》杂志，喜欢嘲讽计划性的（“指令性的”)国民经济，但开拓着自由市场的跨国公司内部实行的却是控制极严的计划性指令经济，它们采用可以获得的所有科技手段。
科学计量工作已变得十分复杂精致。例如，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西尔万·卡茨已证明，拥有本国的一名合著者，能使反映论文影响力的被引次数增加0．75次，拥有一名国际合著者，能使被引次数增加1．5次。不过，科学家的职业受全球经济崩溃影响的程度可能要比被引次数大得多。我们应当记住西德尼·布雷纳的警告：“在建立引文分析这门伪科学之前，我们应提醒自己，绝对要紧的是一篇论文的科学内容，什么东西也代替不了对它的理解或阅读。”
通过戴莱克·普顿斯和尤金·加菲尔德的工作，引文索引已被证明为是一很有启发性的数据矿藏，但它只体现了科学生活有限的几个侧面。但是，从《科学引文索引》中抽取有用信息的做法一直广泛应用于军事情报和商业情报方面，在这些领域，统计指标和具体信息都对运作有指导意义。例如，罗伯特·麦克斯韦尔既参与了利用科学发表物信息流来牟取商业利润的工作，也参与了通过这一信息流获取军事情报的工作。大约在1983年，他还关注过一种称为PROMIS的数据采掘计算机系统，该系统能把信息转化为情报。正如孙子所言，“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谈到大型系统，我们可从生物学家C．H，沃丁顿那里获得绝妙的启示，正是他在1939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建立了运筹学。他在该领域的工作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致他关于猎潜的著作耽搁了30年才问世。他的智慧也在其著作《思想工具》中闪现出来，此书在他1975年逝世后才出版，书中讨论了如何把握复杂情形。在战争中，时常有必要在信息很少、可供研究的时间很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如今，疯牛病的出现所造成的局面同战争差不多。我们需要就这样一些问题采取即刻行动，对它们的科学认识非常有限，它们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造成这种损失的概率很小。这或许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普遍情形。
科学的威望(在二战期间，像沃丁顿这样的科学家曾在政治家圈子中获得了这种威望)持续了若干年头，大约在1963年还发生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插曲：工党为1964年大选作准备时(后来它确实在竞选中取胜)，组织了一些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工作组，准备将科学经验和知识引入政府机器。这一运动称为“勃宁顿小组”，与此有关的最主要人物是P．M．S.布莱科特。后来，成立了科技办公室。不幸的是，起主要作用的政治家R．H．S．克罗斯曼在大选后担任了另一个部的部长，围绕科技办公宣的热情基本上付之东流。作为政府的一种工具，科学的地位并不高，多数公务员都不是科学家，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用科学方式去处理问题。事实上，他们更常用的方式也许可称为“法医学”方式而不是科学方式，即使在内部讨论中也是如此，而在内部讨论中，要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主要取决于讨论者与其他方面进行辩论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来，有些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和现实、设想未来事件的可能方向时，逐渐对一些具体的可定量因素关心起来，如人口、气候变化、工业产量、食物、土地利用、水、能源等。例如，保尔，肯尼迪的著作《为21世纪绸缪》(1993年)就讨论了这些主题，据说这本书影响很大，已渗入了外交家和政府首脑们的思维。我认为，科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也应致力于分析这些主题，应当继续由孔多塞(1743年-1794年)所开创的思路，即试图用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和经济现象。当今的蒙昧主义者攻击理性时代(即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时期)是不足为怪的。科学家不应只呆在实验室里，还应参加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学的各种公共讨论。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未来正在几条路径之间徘徊。科学导致对事实的客观认识，而事实可被任何有兴趣的人证实。两名化学家讨论问题时，事实就是他们的裁判官，但一名穆斯林与一名天主教徒讨论问题时，就没有裁判官。
考察影响科学的各种大规模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从民族国家转向跨国公司
最近几十年来，民族国家的民主力量确实已有了普遍增长，但这一增长被经济实力从而政治权力向跨国公司的转移所抵消。这些跨国公司的运作过程并不民主；在全世界最大的100个组织中，大约只有一半是民族国家，其余都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优势是能够迅速将其资源集中到税收和其他条件较为优惠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民族国家则只能呆在老地方，尽其所能进行管理。美国的霸权地位越来越明显，它操纵着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任何国民经济体要想建立一种与美国不同的经济制度则日益困难。目前，跨国公司正迫使各民族国家接受多边投资协议(MAI)，该协议将大大削弱民族国家控制自己经济的能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正在抵制这一协议。古巴就不用说了，就连日本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它放弃其有特色的经济制度。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就有一家跨国公司提供的秘密军事支持的作用。金融全球化给许多地方带来严重的困难。知识也是权力，常常发生的是，“科学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比这些国家对自己的了解还多”。
2.相互联系的破坏稳定效应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互联性的急剧增强。信息、人员和物品的交换越来越快，交换成本越来越低。能源的甚低费用的效应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能源费用是目前费用的10倍，那么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强调生态价值的系统科学终于能为政治和经济讨论提供更精致的譬喻，对有限的问题甚至能进行定量的预测。
控制论的先驱w·罗斯·阿什比曾证明(至少是对于线性系统)：随着联系系数的增大，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不稳定性迅速增加。作为早期的一次计算练习，我曾试图利用可求出矩阵本征值的计算机程序来检验阿什比的证明。非线性系统的性质比这一简单线性系统的性质要微妙得多，只有借助计算才能理解。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互联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很严重的失稳因素。对危机的主要响应必然是回归到一种分层系统，在此系统中，交易尽可能在当地(局部)完成。于是人们及其活动与其直接邻居的联系要比与遥远的政府中心的联系更紧密，这样政府只需调节较为分立的单元之间的外部关系。罗伯茨和特雷戈宁这样表述：“在所研究的模型中，最后生存下来的系统在每一子系统层次上，都由这样的子系统所组成——相互独立，各具活力，这些具有活力的子系统相互套接，相互重迭，有很强的相互联系，数量极多。这意味着主系统面对重大打击能作‘纵深防御’。”这是从关于生态系统的一种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但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如今在俄罗斯，人们种土豆，为的是增加自己的独立性，能与邻家以货易货。他们正是本能地采取了这种与全球系统脱钩的防御战略。
通过因特网进行的电子通信使经济和科学都革命化了。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多久后能拿到刊物，可以看成是离科学重心的距离的一个量度。然而从1998年10月起，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得《自然》，于是在这方面，反平方律消失了。现在出现了一个分析因特网现象的“网络计量学”，它是信息学的一个分支。
3．智力外流
过去7年间，因为苏联的解体，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更巩固了。美国继承了前苏联的许多科技项目也捞到了一大批科学家，前苏联为培养这些人投入过很多资金。为帮助科学家在国内生存，乔治·索罗斯一个人所做的就比任何其他机构都多，但这些科学家的生活仍很艰难。对俄罗斯现在和过去的科学生活的叙述往往是令人伤心的。但是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一批重要科学人才流向了美国。无论何处，是穷人在补助富人。俄罗斯科学家的向外移民可与1453年康斯坦丁堡陷落时的学者大逃亡相比，这是一个值得定量研究的重要现象。
4．科学对社会的馈赠
科学对世界经济的许多贡献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社会应深深地向科学致谢。因此，社会不应由于在科研上花了相对来说很少的钱而产出不够丰厚就牢骚满腹。谁也不知道未来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美孚石油公司有一个广告，显示了一张科学家的书桌，广告词说：“世界汽油的28％是在这张书桌上发现的”，指的是科学家开发出了ZSM—5之类的沸石催化剂，这些催化剂能将更大比例的原油转化为汽油。这是科学研究的巨大回报，它使得对科学预算的批评成为无稽之谈。
5．作为商品的信息
如今，信息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买卖。像基因序列这样的基础数据正被私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现在都可买卖。这对大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大学一直是现在所说的“知识资产”的主要生产者，以往一向是为着公共利益将知识资产无偿献出的。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著作权许可局”，它的任务就是对大学系统的书刊复制活动收费，而被复制的许多书刊还是大学利用公共经费生产出来的。著作权许可局说，它碰到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问题”，即直到目前为止，大学的人士仍习惯于免费交换信息、知识，甚至智慧，而不考虑什么所有权和著作权。
科学论文的著作权是免费让渡给商业出版商的，往往还加以许多严格的限制，这些期刊出版商反过来将期刊卖给大学和研究部门。这种荒唐局面正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大学强烈要求有权利用他们所产生的“知识资产”。这种将信息商业化的趋向，在美国比在英国出现得更早。人们注意到，早在20年前，许多美国科学家就不愿意随便谈论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只是听别人发言，自己什么意见也不发表。据说美国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都在商业性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股份。除了在信得过的同行之间，玄想式的意见交换越来越少。科学论文的优秀作者所获奖励与文学名人和“媒体要人”所获待遇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6．科学界
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科研实践中已显现出的几种倾向：论文合著、利用昂贵设备进行团队研究的情形越来越多；资助机构根据成果对科研进行评估，即使对大学也是如此；由于一般压力和竞争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分裂；从事可望获得结果的项目而不是猜想式的研究；从资助实验室转向资助项目；教学与研究的分离；通过电子媒体的互相交流；出版的过渡性，电于媒体的崛起和传统出版机构随之在“知识产权”拥有问题上的反应。
7．经济学和市场经济
现阶段最可怕的特征是无视国界以电子方式流通的投机性资金的数量非常大。在以往任一时期，流通货币的面值估计为同时期内交易产品价值的50倍。最近十年，这个数字已上升为500倍了。与许多国家的预算相比，流通货币的面值是个巨大的数字。导致不稳定的第二个因素是套利资金的活动。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套利资金的调节系数为50，即它所调动的资金是周转资本的50倍。第三个因素则是公司日益普遍的一种做法——用自己的利润来买自己的股份，从而人为抬高股值。
货币的行为未获得适当控制。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物理上可行的事物金融上不可行呢?由金融系统以外的人对货币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乃是同对能量和信息的性质进行研究一样的必要之举。正如沃丁顿等人对军事运筹领域的干预导致作战方式的革命一样，对金融的适当研究应有助于对金融的控制。
“自由市场”想卖给消费者的东西和一个合理计划下的经济想供应的东西之间也有严重的冲突，这一点通过烟草问题可一目了然。烟草问题一定会引起重大损失，与这一损失相比鸦片战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这类问题上科学得出斩钉截铁的结果，这些结果的运用则在各个层次上引起了冲突。
8．意识形态范围
随着社区之间相互交往的增多，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在科学应用中的作用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且不论这些宗教的信仰是否为真理，反正这些宗教对于社会凝聚和行动一致的有效性是毫无疑义的。科学家的信仰往往与其所在社区的众人的信仰大异其趣，在美国和神权政治国家尤其如此。后现代主义这种特别的思想方法和话语模式已经攫住了人类，渗透进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已故的欧内斯特·盖尔纳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理性和宗教》(1991年)中，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状况，大致说来，后现代主义运动怀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以阿兰·索卡尔为首的一些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索卡尔是纽约的一名物理学家，他写了一篇戏弄论文，广为流传。阿兰·索卡尔和其比利时合作者在这一反击后现代主义的举动之后又写了一本书——《知识欺诈》。在书中他们分析了十几个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言论，并指出，这些言论基本上是废话一堆，那些作者误用了他们根本不懂的科学术语和科学譬喻。这场争论受到报纸的注意，被称为“科学战争”，至今仍在继续。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出现了对人们进行基本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严肃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对媒体有利的是，不让公众知道真实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这就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认识。
9．教育中的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
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非常困难的学科。拥有物理学的学位并不能保证与物理学所要求的努力和才能相称的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在英国，大学入学率即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占相应年龄组人数的百分比，已从7％升到近年来的30％。结果选择不是很严。大家普遍认为，高中刚毕业进入大学的新生的教育水准下降了。学生们往往选修较容易的课程，如“社会研究”，这些课基本上是非定量的。尤其是中学教师(特别是科学课目的中学教师)的资格水准下降了，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高有关。二战刚结束时英国的那一代科学家上中学时，给他们讲课的都是些拥有一流学位的教师。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些人也很愿意当老师。
企业界的方案是，什么时候需要专家就什么时候买，这种做法导致智力外流，也干扰了计划经济国家中对人才的有组织的生产。也存在着一个国家内部的脑力外流。人们注意到，尤其是在美国，拥有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不断进入金融机构，其薪水之高是从事其他工作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结 论
科学能提供可靠的知识，且不依赖于科研工作是在哪种文化中进行的。这一命题受到“相对主义者”的抗辩，而科学学奠基者们的目标，便是要用科学自身的方法来研究科学这种社会现象。科学计量学应用于信息流的研究时，已证明为是这一层次上的有用工具，但我想争论说，科学家有必要以同样的手段迈向整体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如果科学能应用于像气候那么困难的主题，它也应当能应用于经济气候或者说经济环境。如果说政治家不得不了解科学，那么，正如英迪拉·甘地曾说过的，“科学家们也有责任了解政治过程”，如果他们想有效运作的话。我认为，从对科学引文的具体研究起步，我们现在不得不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但仍要尽可能地保持研究的严谨性。这只不过是将对全人类的基础教育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这一更广泛目标的组成部分。
注释：
1．C．H．沃丁顿是“理沦生物学俱乐部”这一重要群体的成员之一。30年代，他们在戈兰·霍普金斯生化实验室的庇护下悄悄活动于剑桥。成员还包括李约瑟、李约瑟夫人和贝尔纳。他们以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才能帮助战事，他们都很关心科学的社会关系。
2．P，M．S．布莱科特曾服役于海军，是诺贝尔奖得主，曾任皇家学会主席。1948年他发表了《原子能的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
收稿日期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5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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