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个国家科学传播的得与失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12月18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7位学者合编的Communicating Science：A Global Perspective（ 本文作者译为“传播科学：全球视角”），该书共40章、996页，收录了39个国家的科学传播故事，涉及的作者总数有108人。从全球视角来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科学传播迄今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农业科普方面已经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科学传播的概念至今并未取得一致。比如在澳大利亚，半个世纪以来就有“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通俗化”“科学气质的培养”等各种说法。有的学者采用的说法则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利用”。每种定义都能给社会与科学的关系带来启示。科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吗？科学受到高度尊重了吗？科学与社会议题的关联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人们对科学的感知理解是什么？

在科学传播方面，各国政府的角色不同。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对科学传播的态度是退出，或许是因为当年纳粹宣传部门与科学的关系留下了阴影。于是，私人基金会填补了空缺，推出了很多培训科学记者的资助计划。

在美国，由于没有集中化的科技管理机构，科学传播呈现出多样性景观，有人形容为“生机勃勃”，也有人形容为“乱糟糟”。

相形之下，英国的科学传播最为系统完备，1985年皇家学会发表的《博德默报告》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该报告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给百姓。

当年苏联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是采用国家驱动方式开展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的。1990年时，苏联的科普周报《论据与事实》的周发行量达到3350万份，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报纸。但苏联解体后，百姓很快转向神秘主义，可见那份报纸所承载的科学观点是多么脆弱。

本书的许多叙述都涉及本土知识与西方科学的关系。

新西兰较为注意将毛利族的本土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整合起来，尽管整合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不管怎么说，现在在新西兰国家级科研资助、科研实践和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当中，毛利族知识观有其地位。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生态学家John Perrott指出，毛利族强调“归属”（我归属，故我在），与西方的科学培训所强调的“我思，故我在”是不一样的。在毛利族的系谱学和宇宙论中，人与大地、植物和动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生命都被珍视，因此，协作和培养也被珍视。

本书总结了科学传播方面的三条经验：社区知识是强有力的背景；成功的科学传播与其他信念密不可分；人们期望科研人员对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第一条经验，可以看肯尼亚农村的例子。过去土法接生，婴儿死亡率很高。当地的一个科普讨论群做了两件事，一是用角色扮演法让孕妇看到她们来到医疗机构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将如何专业化地应对，最终确保婴儿平安分娩，母子“双双把家还”；二是培训一批摩托车骑手，在孕妇临产时迅速把她们送到医疗机构去。

关于第二条经验，可以看马来西亚的例子。事实表明，科学与宗教不一定是处处截然对立的。关于马来西亚科学传播实践的那一章写道，伊斯兰教有halal（允许什么）和haram（禁止什么）的概念，这些概念决定了生物技术是否能被伊斯兰教徒接受。那么，科学对伊斯兰教的5个公益目标（宗教、生命与健康、子孙后裔、才智、财产） 有威胁吗？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有争议的科研领域的伦理考虑，与这5个公益目标是相当类似的。

第三条经验是说，科研人员有义务为社会的增长、福祉和发展做出贡献。人们期望大学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交流知识与技能，传播科学成果与方法，鼓励公共辩论。

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尤其需要汲取以上三条经验，将科学传播做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 (2020-12-17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