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最好未必好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10月22日《中国科学报》）

201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自然哲学教授Daniel S.Milo（丹尼尔·S.米罗，1953年出生于以色列）的著作，Good Enough：The Tolerance for Mediocrity in Nature and Society（本文作者译为“差不多就得：自然与社会对平庸之容忍”）。这是米罗的第9部著作，前8部著作都是在法国出版的。除了著书立说外，他还指导过两部戏剧的制作，制作了3部电影。

本书从某一侧面对进化论的适者生存思想进行了批评。米罗有力地论证说，适应性的解释思路往往是过于简化了。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生存下来的不仅有最适应环境者，还有大量按照“差不多就得”原则行事的平庸个体。

为什么蝾螈的基因组比人类基因组大40倍？为什么鳄梨树绽放出百万株花朵，但结出果实的只有100株左右？为什么自然界有这么巨大的浪费？为回答此类问题，米罗探究了生命之路上奇奇怪怪的偶发事件和始料未及的迂回，指出目前的进化理念有缺陷。

达尔文主义在解释生物性状的进化方面有优胜之处，但解释不了何以存在着过大的尺度（如蝾螈的基因组）和过多的数量（如鳄梨树的开花数量）。生物的许多性状远远超出了实现某功能所需的最优配置，可是背负这个过重的包袱并未妨碍有关物种历经数百万年繁衍至今。米罗在书中对大自然的混乱一面作出合理的说明，即浪费的、效率不高的生物体为什么照样生存繁衍。

另一方面，米罗还指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思想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制度。在西方社会，最响亮的标语口号都是优化、竞争力、创新之类，但是，这些东西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作用都被高估了。不完美不仅意味着“差不多就得”，有时候，不完美才是生存之道。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米罗考察了进化论的历史，以说明今日的一些思想源自何处；接着，他提出了另外一套解释方式；最后，他对进化论思维弥漫整个社会的情形进行了冷峻分析。

在第一部分，米罗论证说，达尔文的“原罪”在于过度执迷于驯化，将其作为一种进化模式。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大众对进化这一惊世骇俗概念的接受程度，达尔文用驯化来作类比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就导致了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自然选择像动物驯化者（只挑选出性状最符合人类需求的品种进行繁育）一样残酷无情。其实，足够好的生物体（而非最适应环境者）就可以繁衍和生存。

在第二部分，米罗指出，进化论的发展历程导致学人对自然选择的近乎近视的过度关注。米罗倡导的另类解释需要人们转变视角。他认为，有很多性状并非选择出来的，它们是随机变异的，“有些性状，缺了是不行的，是否优化是无所谓的，那么对于这些性状，过度一些、浪费一些倒是较安全的选择。宁愿低效，不能死亡”。

在第三部分，米罗论证说，人类在进化上的特殊之处在于，人能够构想未来，于是，人们就会不安，就想改善自己的命运。

通过合作、授权和分工，人们创造出了相互关心别人之需求的文明社会。对过量的欲求造就了具有想象力的大脑，正是大脑的智慧确保人类通过技术、农业和医疗保健而生存下去。

米罗说，“我们百无聊赖的神经元渴望行动。于是，我们造出一些问题来让自己解决”。否则，人类就会被无聊和绝望拖垮。

政治、竞技体育、烹调、艺术、时装、科学、工作等等，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在追求一些竞技目标、情感目标和精神目标。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充斥着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无情的优化、你死我活的竞争。我们不断教育自己的子女要追求卓越。总之，我们把达尔文的一些很好的概念外推到了一些未必合适的领域。

本书制作精良，有很多漂亮的彩图。书中观点发人深省，也可能引起一些争议。但不管怎么说，阅读本书肯定有一番愉悦的享受。

《中国科学报》 (2020-10-22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