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基础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建模、测度与模拟》述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技论坛》2007年1期）

1996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然后，全球很快掀起了知识经济的讨论热潮。1997年4月9日，在《科技日报》当时的国际部主任张孟军的策划下，该报以“知识经济――21世纪经济主流”为题，用整版篇幅介绍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和潜在影响，笔者是参与这次座谈讨论的人物之一。从此，中国也加入了热烈讨论知识经济的行列。2006年11月14日用“Knowledge Economy”在亚马逊网上书店检索，可查到3165条记录。在标题中含有“知识经济”的中文书也多如牛毛。不过，这类书当中，有很多其实与知识经济关系不大，一些作者总喜欢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冠以当时最热门的词，假如知识经济最热门，书名就叫“知识经济中的XXXX”，若数字化最好听，书名就叫“数字时代的XXXX”。少量可算是研究知识经济的著作，也往往以概念探讨为主，缺乏基础性的研究。可以说，直到知识经济概念提出十年之后的2006年，荷兰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洛埃特. 雷迭斯多夫的集大成式的专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建模、测度与模拟》问世，才算是有了第一本对知识经济进行扎扎实实的系统性基础研究的书。

雷迭斯多夫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经济体怎么可以建基于玄玄乎乎的知识之上呢？他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研究。2001年，他完成了回答此问题的第一本专著，《交流的社会学理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自组织》，从社会学视角剖析了知识经济系统。本书在交流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它通过测度和模拟模型方面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的知识基础是如何运作的。

过去，经济系统要么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系统，要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清除系统中的不平衡，而政治（国家政府）系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节市场。雷迭斯多夫认为，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控制给社会系统增添了第三种亚动力学机制。例如，技术创新有可能颠覆寻求均衡的市场动力机制。

市场、政府和知识这三种亚动力学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一种非平衡动力学过程。在这样的复杂动力学过程中，某一时刻的自变量在后来可能会变成因变量。换句话说，复杂动力学过程可以变成自组织的过程，因为变化的动因是分布式的。于是，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不再起控制的作用，而是通过反馈机制对科技知识的发展进行调节。对这三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后，作者提出了公司、政府和大学的三螺旋模型，即本书第7章的内容。

三种亚动力学机制中的任意两种在某些条件下沿着一条涌现出来的轴线而共同进化，是一种稳定化过程。在加入第三种亚动力学机制的情况下，这一稳定化过程可以变为超稳过程。一个超稳定系统也可能是全局化（全球化）的。从自反的意义上说，各种稳定化过程都可以成为实证理论的题材，而全局化只能理解为一个期望值或是一个突现序。换句话说，全局化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秩序可以视作分析上的一些可能性，而实际观察结果告诉我们的是复杂动力过程的表现型留存机制，或者叫足迹。雷迭斯多夫说，关键的问题是：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秩序这一假说对于现象的说明是否有益。知识经济的涌现和全球化只不过是政治口号吗？还是说，这些概念确实可以巧妙地处理为一些理论和指标？如何使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成为经验研究和模拟的主题？科研人员如何由此提出新的研究日程？

雷迭斯多夫为什么敢于给自己提出如此艰难的学术挑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与他的学术训练背景和个人科研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获得过生物化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知识基础非常扎实，为他提出学术挑战创造了基本条件。另外，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从事有关科技发展对于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的科研项目，思考不断深入。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他与阿姆斯特丹地区化工产业的一些工会代表合作，研究技术变革与就业的关系。1977至1978年间，阿姆斯特丹市兴办了不少科学商店，他借科学商店的渠道了解了研发部门、中试工厂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工作过程。他发现，科学家关心的是知识生产过程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推动，而工会关心的是新技术会带来什么社会后果（比如，失业是否会增加？），双方的兴趣点是不对称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阿姆斯特丹大学决定抽调跨系的师资力量成立一个名为“科学技术动力学”的新系时，雷迭斯多夫毅然转入这个系，下决心深入研究科学知识的测度与交流这个课题。

如果说，组织化的知识生产与控制在分析上可以独立于市场和制度这两个变量，那么人们就需要测度知识生产动态过程的工具。关于知识测度，K. E. Studer和D. E. Chubin提出过测度基准问题。这两位学者在1980年发表的专著中说，期刊之间、个人之间、参考文献之间和引文之间的结构性质都是可以分析的，不过，能够把一种关系作为理解另一种关系的基准吗？像自然科学那样，将一种关系作为“对照组”（使其保持不变）来研究其它几组关系行得通吗？后来，他俩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在科学技术元勘中不仅要注意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还要注意话语分析，科学是作为话语知识的体系而发展的。雷迭斯多夫吸收了这些重要认识，但他认为，前人的缺陷是，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研究知识的交流，是否需要一种与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行的参数统计不同的统计方法？

雷迭斯多夫认为，信息论为测度基于知识的系统所需要的非参数统计学（熵统计学）奠定了基础。这一思想在《科学计量学的挑战》一书中进行了充分阐述。该书由我组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进行翻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期，雷迭斯多夫提出的新问题是：基于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系统发生型塑作用的动力学，与经济理性和政治决策（或曰管理决策）的动力学有什么不一样？通过与进化经济学者讨论，他认识到：进化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不利于使人们认清，经济系统其实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子动力学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进化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经济系统进化过程的非平衡态动力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寻求均衡的市场机制的连续运作，二者各执一端。而如果持复杂系统观，就允许将知识生产和控制视为第三种子动力学系统。借助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生物学家Maturana的一些思想，雷迭斯多夫提出，系统的特征是意义之交流，而不仅仅是信息交流。因此，知识可以看作是进一步编码化了的意义。这些思想在本书第2章进行了讨论。

那时，雷迭斯多夫感到，卢曼的社会学思想虽然很富有启发性，但缺乏经验研究所需要的可操作性和方法论的严格性，另外社会系统理论还不具备建模与模拟能力，而在进化经济学领域，模拟研究已经相当普遍。而为了厘清模拟模型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又需要进一步发展理论。

与亨利. 埃茨科维茨合作，雷迭斯多夫将大学－企业－政府的三螺旋关系建成了一个技术创新模型。他和合作者们分别以全球系统、荷兰和德国为对象，实证性地检验了知识测度问题，这是本书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的内容。

后来，他与其它合作者一起精心开发了对基于知识的创新的模拟模型。从21世纪初开始，他又将基于知识的系统作为预见系统加以研究。所谓预见系统，就是包含一个系统自身的模型的系统。换句话说，预见系统的建模程序能够将本系统作为对象来运行一次程序，向系统提供关于系统未来发展状态的预测。在社会系统中，沿时间轴发生的每一分化可以与每一时点上的编码分化发生互作用（例如，科学与经济的关系），因此，一个具有强预见性的系统可以被进一步的型塑（本书第4章的内容）。弱预见性系统仅仅可以预测自己的未来状态，强预见性系统则可以重构自己的下一个状态。本书第5章进一步说明，这样的重构可以导致技术与经济的共同进化，共同进化则可以改变系统原本所处的“自然”环境。

与生物进化不一样，文化进化可以重构过去，因为预见性子动力学系统之间的互作用有“改写”历史之效。这一“改写”观首先反映在熊彼得1939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中。哲学家胡塞尔1920年提出的“主体间性”思想也与此相关。胡塞尔一直吃力地想回答又难以满意地回答的问题是：主体间性所包含的意向性如何与主体的意向性相区别。雷迭斯多夫说，社会系统的意向性是分布式地存在着，因此与个人的意向性不同，不过这两种意向性是相互交织的，因为交流和交流的载体之间存在着结构耦合关系。第11章即最后一章讨论了这些思想。

在这一章，雷迭斯多夫还探讨了书中的反思对于经验研究和模拟的哲学含义。由于科学话语已经提供了一些一阶反思，那么，本书的反思可以视作二阶反思。例如，在作者的多年研究中，他一直用生物进化来作为文化进化的启发性隐喻。但是，他从一阶理论思考的生物学内容抽象出了二阶视角。这一形式化过程使雷迭斯多夫得以提出与生物进化不同的新的解释机制。这一操作同胡塞尔从经验心理学抽象升华出超越现象学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雷迭斯多夫认为，学者们的未竟任务是回答以下问题：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或曰强预见系统，为什么能够在具有潜在自增强势头的环路中构造和不断重构其基础，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本书各章标题如下：第1章，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2章，知识、信息和全球化；第3章，预见系统的意义加工；第4章，社会系统中意义之编码和分化；第5章，组织和动因的改造；第6章，自反的全球化和基于知识的秩序之涌现；第7章，三螺旋的历史演化；第8章，知识基础的测度；第9章，荷兰经济的知识基础；第10章，德国经济的知识基础；第11章，总结与结论。

本书充分表明，多学科视野对于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雷迭斯多夫自身拥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但他仍不断虚心求教，不断与别人进行合作研究。笔者在1993年去柏林出席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国际会议时，首遇雷迭斯多夫教授，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就不失时机地与我讨论信息的概念。当我告诉他，Information这个词在汉语中有“信息”和“情报”两种译法时，他极其感兴趣，立刻让我用中文写下这两个词。由于我俩的讨论给他带来了启发，他后来居然把我写这两个词的手迹放在他的《科学计量学的挑战》一书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应当像雷迭斯多夫教授这样，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这样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参考文献

［1］            Loet Leydesdorf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odeled, Measured, Simulated. Boca Raton, Florida：Universal Publishers,  2006

［2］            洛埃特. 雷迭斯多夫, 科学计量学的挑战, 乌云 等译，武夷山审校，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