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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父母:于“碎珠子”中寻找真实

已有 1465 次阅读 2020-7-10 17:17 |个人分类:东鳞西爪|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记忆就是经历,而人生除了拥有经历还拥有什么呐?”

万方写父母:于“碎珠子”中寻找真实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7月10日        版次: 21     作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曹禺、方瑞与女儿万方(左一)、万欢于北京张自忠路家中

    方瑞(邓译生)年轻时


    1964年左右,曹禺、方瑞与女儿万方(右二)、万欢于北戴河


    陈梦溪

    去年末,五色土书乡策划了一篇年度文学盘点,在采访某位资深文学编辑时,对方提到了作家万方当年在《收获》上发表的记叙父母家族的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连说几遍“太好了”。我问,怎么好?编辑说,跟看过的所有这类作品都不一样。我不放弃,问怎么不一样,对方无奈: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要自己去看。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将这部作品全文出版,也带到了更广泛的读者面前。

    书封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写这本书不是想介绍一位剧作家,我要写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要仔细探索,好好地认识他们,还想通过他们认清我自己。”

    万方经过十年纠结,决心以毫无保留的姿态讲述父亲母亲的过往。这里有民国闺秀的爱情,曹禺与巴金一生的友谊,家书里的父女深情。背后是两个显赫家族的百年际遇和20世纪众多知识分子的风流聚散。写作中,女儿试图寻找真相,回答母亲意外身亡和父亲“江郎才尽”的猜测,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嗜药和父亲性格的弱点,以及更内在的时代创伤。这是一部直面真实的回忆录,理解不完美的父母,同时原谅那个年轻无知的自己。

    1996年12月13日,戏剧大师曹禺去世。这之后万方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接受数次采访,渐渐她却发现不想说了。“端坐在镜头前,等待布光,等待摄影师说OK,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采访者的提问也显得那样生硬,我的应答让我感觉是在自己脸上贴一层虚假的膜。”万方开始抵抗这种生命的重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愿再谈起父亲。

    父亲去世后不久,继母李玉茹便把家里保存的父母之间的情书、便条、手稿、电报都给了万方。万方将这些情书一字一句整理成电子版。几十年过去,纸上的字迹已经很淡了,但仍给了万方强烈的冲击。经过了那么艰难的年代,家中大多文字留下记录的东西已经遗失或烧毁了,母亲竟然将这些情书设法保存了下来。读着,万方不时感到心脏强烈噬痛。

    “妈妈的一生其实很短,但我对她有很大的感叹。我也是女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打动,而是震撼了。她曾经历了那么美好的闪耀的爱情,能够享有这样的爱情,应该要和更多的人分享。”万方在上周接受书乡采访时告诉我,这本书的初心就是写母亲,因为写父亲的人太多了,但写母亲同时也是写父亲,因为“妈妈的存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爸爸的爱情,妈妈和爸爸是一体的。”

    开篇,1974年的北京,张自忠路五号,万方和妹妹分别从外地接到电报,连夜坐火车赶回家。记忆中那间阴暗的小屋里,她们的母亲因服用安眠药过量而死,而父亲在旁边的书房中躺着不出声。

    十多年前,有编辑好友向万方约稿,希望她写一写父母,万方推脱了。“我怕痛苦,像所有人一样,至今仍然怕。”万方说,尽管离母亲的死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她没做好回忆的准备,“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会为死去的亲人悲伤,只是在某些时刻,回忆起特定的情景,悲痛突袭,把人打个稀里哗啦,全身瘫痪。”

    母亲的死是她必须要跨的一道坎。“我跟编辑说我写不了,我要有一个漫长的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她把稿子给妹妹看,妹妹也顾左右而言他,迟迟不肯打开邮件。她知道,妹妹心里对妈妈的死也不敢面对,甚至有些许“负罪感”。万方也怀疑过,写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心碎,回忆又能改变什么?

    万方的母亲方瑞本名邓译生,是民国名士邓仲纯(邓初)的女儿,被媒体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朱自清1933年曾在日记中写:“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第一流美人。”邓仲纯与妻子方愫悌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就是万方的母亲邓译生与妹妹邓宛生,万方叫“好姨”。邓宛生仍然在世,今年已九十九岁。万方常与“好姨”通话,给她微信留言,精神好的时候“好姨”便回复,讲讲往事。越久的往事越历历在目。好姨还记得童年时在青岛,蔡元培来家中做客,她抢着要“拼酒”,抢着喝下三杯黄酒便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记得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中睡得迷迷糊糊时,和姐姐一起被母亲抱上汽车,掩护李大钊出城;一家人还掩护过陈独秀和瞿秋白。

    邓家是安徽名门,邓仲纯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一众革命挚友、文化名流。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蛰是杰出的美学家、教育家,万方叫他“三公公”。三公公住在北大朗润园,万方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他的儿子,万方称为“好舅舅”的人,在她童年出现在家庭聚会中,总是接到电话突然“消失”,后来她才知道,舅舅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后来父母相恋,母亲全家竭力反对,因父亲当时已有妻女。万方记得,直到去世,公公(外公)邓仲纯也没从心底接受父亲。

    但曹禺作为父亲,却尽力理解着女儿们的感情抉择。万方告诉我,她与父亲有超越亲情的深入灵魂的沟通。她离婚时父亲便坚决反对,但她还是离了。“他从心里是个自由派的父亲,他太理解女人了,也太爱女人了,他明白女孩子青春时期是什么样的,他绝对不会像我外公如此激烈反对,他接受我的决定,他说不定会觉得这样更像他。”万方说,“在情感方面,我们两个更能互相理解,我的某些选择他不同意,但既然我选择了他就都接受。”

    在整本书中,万方很少直接评价父亲,只叙述了点点滴滴与父亲相处的往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品味,完全能读出她对于父亲鲜明的态度。但她没有避谈父亲人性中那些“阴暗”的一面。万方用“终其一生都有一只鸷鸟在他心中扇动翅膀”的比喻形容父亲的性格。“他脆弱,胆子小,异常敏感,经常是悲观的,但同时又是凶猛的,热烈的,不达极致不甘休的。”她看来,父亲就像《雷雨》中的繁漪。

    有朋友看完后对万方说,全书最喜欢的一句话便是,“我爱爸爸,就等于爱人性的弱点”。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回忆混杂着各种味道,怎么能相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呢?“我说的全是亲身经历的事实,没有任何夸大。曹禺的人生经历也没法篡改。”万方说。

    同为剧作家,万方感到和父亲宿命上深刻的羁绊。她懂父亲的所有不自信和自我怀疑。这本书的创作我甚至感受到万方对这种“宿命”的反抗,她鼓起巨大的勇气。“创作是个特别大的工程,要有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和经历的积累,不过有勇气也很重要,因为写作太容易流于表面了。”万方说到这,似乎又回到了写书时的倔强,反问:你敢不敢把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是不是只追求一时的效果?敢不敢挖掘最深的人性?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万方常去的地方由北京医院换成了万安公墓,她的住所离那里不算远,如果北四环不堵车,不会花太多时间。妹妹万欢在国外,视频将近况告诉她,她便去和父亲唠叨唠叨。她总带着自己的狗乖乖同去,但公墓不让狗进入,她就在周围遛遛狗,向父亲“说”:可惜他们不让进,不然我肯定带乖乖去见你,让她在你坟上撒泡尿。

    书中掉出一张老照片,摄于1962年左右,万方10岁。那是母亲一生中难得平静美好的时光。

    远离了少年时期战乱的颠沛与青年时期爱情的忧愁,终与爱人组成家庭,孩子们都茁壮成长,丈夫受人尊敬……万方记忆中母亲似乎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仔细一算,那十几年是美好到无可挑剔的,如同照片中定格的四张笑脸,后来的一切尚未发生。照片背面手写体印着一句话:有些事物会消失,如同从未发生过,有些事物永远存在,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记忆从来不可靠,尤其是对痛苦的记忆。情感会淹没很多细节。”万方写道,“想要追求真相就不能放过自己,可放过自己又是多么容易啊。”

    万方与妹妹探讨关于真相的问题,她跟妹妹说,写这本书最大的追求是真实。妹妹马上反驳:“你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万方哑口无言。她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是“碎珠子”,但她想,在“碎珠子”中寻找真实,也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法。

    万方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挚友,李小林也是她许多作品的编辑,曹禺给巴金信中曾说,羡慕她们之间那么好的友情。万方把稿子给李小林看,“她是个特别认真的编辑,但这篇稿子她没有提任何意见,她觉得写得很好。”

    采访结束,万方忽然问我:你觉得这么写行吗?她解释,因为这本书出来后,一些人觉得写了父亲很多“不好”,难以接受,有损曹禺先生的形象。

    “我不觉得,我反而看到曹禺先生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冲动、激情、脆弱、游移、自卑、懊悔……”我想都没想便答,涌出很多词汇,这是真心话,也是读后最直观的感受。正是这些“不好”,发出了来自人性幽微之处的吸引,冥冥之中与传说中的文豪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共鸣,感到生而为人并不孤单。这不正是文学该写的吗?

    万方似乎松了口气,笑了:那就好。

    【书乡对话】

    “他真正了解的,是繁漪,是周朴园,是陈白露,是他生活中的人物,是他自己分裂出的人物。如果他不能真诚地写作,他就写不了。老年后,他的这种能力已经丧失了,并不是他没有才华了。”

    虚假的东西没有价值

    书乡:为什么开篇就写母亲去世,而不是从童年讲起?

    万方:这本书十七万字,构思的时候我就不想用线性的方式去写。因为我一想到我妈妈就觉得凄惨,她是孤独一人,吃药走的;她那么地衰弱,有那么多病痛;女儿们都不在身边,大环境又很压抑。我不愿回首,一回想就像撞在一堵很僵硬的墙上,碰得很疼。一定要有一股力量把这堵墙打碎才能动笔,我要把让我最痛的事情作为锤子,砸开它。

    书乡:写完这本书您的心理有什么变化?

    万方:有很大变化,我的心理强大了。人最悲伤的、最痛苦的感情产生在与至亲的人身上。和不那么亲密的人产生矛盾冲突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不会真正伤心。我一生中到现在为止最难以面对的这些真相,现在都可以用文字摊开在太阳底下,让更多人看见。写完后我对很多事情都看透了,也敢于面对了,或是说不在乎了。

    书乡:书中牵涉到许多复杂的人物关系,您有顾虑吗?

    万方:写这本书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妈妈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爸爸是有家室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所谓“第三者”的身份。我作为话剧和影视剧的编剧,也写过一些小说,写过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毫无障碍,而且我读了那么多的书,了解了那么多人物,我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这儿,我就有这么难以突破的心理障碍。

    书乡:尤其在写父亲的前妻郑秀时。

    万方:其实我可以不写她(郑秀),或只是很模糊地提一下。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存着种种疑虑,也找不到答案。我问我儿子,应该怎么写,怎么从我——曹禺和方瑞的女儿的角度去写郑秀?我儿子也做编剧,我们写剧本时常常会交流,他代表了年青一代对事物对人性的理解。他跟我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你的感受写出来就行,不要躲避。我觉得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尤其在情感上,只有你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我把它写出来就行。哪怕是最亲的人,心里想的什么我也不可能全都知道,只能尽我所能表达出来。

    书乡:您还写到母亲流产的事,这件事您的父亲和好姨都不愿提起,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万方:她流产这件事只有我姨和我爸知道,我姨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写了,我没有立刻反驳说“我就要写”。好姨今年99岁了,我当然不能当面违背她的意思,但我心里是很坚定的,凡是我知道的、真实发生的事,我就要写出来。实际上真正有力量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虚假的东西没有价值。妈妈走的时候我太年轻了,还根本不懂得如何疼爱她。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念头有了之后,最鲜明最清晰的念头就是要真实,不真实那我就不写。战胜这些(顾虑)让我活得更坦然了。

    爸爸是个软弱的人

    书乡:您和妹妹对待妈妈的去世有一点分歧,您的愤怒为什么会比她更强烈?

    万方:这也许跟职业有关,我是从事创作的,更敏感、更情绪化。我的愤怒妹妹理解,只不过妈妈死的时候她年纪小一点,而且她1985年就出国留学了,可能有种更旁观的视角看待这件事。空间的隔离会给她一种疏离感,妈妈的死可能成了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了。她是学医的,认为妈妈有药物依赖的问题也有道理。然而我认为,如果不是“文革”,妈妈不会死。人都有一种对痛苦的回避,当一件事让你感到痛苦的时候,就不愿意去回想,情愿遗忘。但我从未对妈妈的死淡忘过。

    书乡:妈妈和好姨这对姐妹也是性格不同的人?

    万方:她们性格完全不同不奇怪。好姨也受过很多打击,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性格是很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因素。妈妈表面上很文弱,内核又是个很纯粹的人。她的世界很小,全部是对爸爸的爱,对孩子的爱,对父母的爱,她的生命就是由爱组成的,这是占据她生命的支撑力量。妈妈虽然吃安眠药死去,但直到最后她的爱都是坚定不移的。

    书乡:您的妈妈去世时,爸爸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这是为什么?

    万方:最让我疼的就是,当时街上天天喊口号,打倒谁,油炸谁,火烧谁,爸爸妈妈就坐在小破沙发上,相对无言。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我爸随时可能被抓走,我妈看着我爸问:你还爱我吗?这种生命力让我又难过又感动,这不是每个女人都能享有的对爱情的坚定。

    书乡:他也没有去医院,是没有勇气面对吗?

    万方:我们去医院太平间最后见妈妈一面,爸爸没有去,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去。他在“文革”中成了一个废人,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连妈妈死的时候他没露面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当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想,他真的没去看妈妈吗?是不是我记错了?但我妹也说他没去。爸爸是个软弱的人,他胆小。他就是不敢面对,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难道不痛苦吗?对他来说那是无数的回忆啊。

    书乡:现在你能理解他。

    万方:他躺在小屋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虽然他还活着,但这种失去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我们年轻人很快就会被更有意思的事情吸引,忘记妈妈走的事,但我爸不可能。但他也不会怪我们,他太了解人性是怎么一回事了。

    书乡:他们一起吃安眠药,一起倒在饭桌上,是不是因为他们尽管相爱,但已无力为对方提供精神支撑了?

    万方:就是这样。我爸说,你让我死吧,我妈说,你先弄死我吧。他们俩都不是坚强的人。尤其我爸爸,他是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可能吃安眠药是个办法,赶快睡一觉,一睁眼事情就过去了。无望的日子可能只能这样。后来他老了,又和我继母李玉茹结了婚,婚姻很幸福,他对妈妈还是念念不忘,经常会和我无意间提起妈妈。我也有很多遗憾,没有足够的机会了解他们。如果能再多跟爸爸聊聊我妈就好了。

    书乡:我看曹禺先生给巴金先生写的信说,希望自己走在巴老前面,这样就把难过留给对方了。

    万方:他对我妈妈也是这种想法。他一直认为他会先走,结果妈妈先走了,他就觉得对不起她。他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是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单纯的女孩,但他已经是写出过《雷雨》《日出》这样出名作品的剧作家了。他会想到他们当年怎么不容易相爱的,最后竟然是这样的分手,他真的是心碎。

    作家只能写了解的生活

    书乡:曹禺先生吃安眠药是受您母亲影响吗?

    万方: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就患了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都住院了。只不过那时候我太小,不大理解这个病有多么可怕。它是一种综合的,包括焦虑、抑郁、强迫等表现。他老说,站在高处就想跳下去。那时候在国内还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这跟妈妈没有关系,可能跟职业有一定关系,很多演员、编剧等搞艺术创作的人都会吃安眠药。

    书乡:曹禺先生对创作一直有种焦虑,他知道外界对他“江郎才尽”的批评。他对自己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万方:我觉得他是个天才,他是我爸爸我也要这么说。谁能在23岁写出《雷雨》?我认为《北京人》是他创作的顶峰,写完《北京人》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是一个剧作家最好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写过一些作品,比如《蜕变》《明朗的天》《王昭君》等,但跟他之前的几部作品无法相比。他写不出东西来,不是个人的悲剧,是那一代作家的悲剧,钱锺书、沈从文等作家后来都不再写作了。我爸也去体验过生活,去打酱油,去卖瓜,但他就是写不出来,因为这不是他真正了解的生活。他真正了解的,是繁漪,是周朴园,是陈白露,是在他的生活中的人物,是他自己分裂出的人物。如果他不能真诚地写作,他就写不了。老年后,他的这种能力已经丧失了,并不是他没有才华了。我们都有我们了解的生活,那就写我们了解的生活吧。

    书乡:晚年面对《雷雨》再次在人艺演出,他也担心观众不喜欢,但您没有安慰他。

    万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安慰他。我有点不好,但我就是不想顺着他。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你的作品是经受时间考验的”,但这用得着我说吗?难道他自己不能判断吗?后来他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我虽然同情和理解,但我又有点看不起,我觉得为什么不能振作呢?实际上他就是不能。他1996年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我像他那样曾经自我否定到极点,把自己踩在脚底下,再想站起来,从心里掏出东西,这个过程是很难很难的。我赶上了好时候,没有受到过他那么大的打击,我经历了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这是我的幸运。而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非常可惜。

    书乡: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吗?您与父亲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吗?

    万方:他很悲观。我觉得天才型的、写出大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是悲观的。创作的冲动来源于对现状的痛恨,如果对一切都很满意,就没有表达的冲动了。我也是悲观主义的人,我感兴趣的事情必然是令我困惑的。自我怀疑肯定有,但后来也释然了,因为所有人都有自我局限。我爸说我眼高手低,这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状态,必须眼高,才知道往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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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正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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