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研究中国高新区发展史乃至科技产业史的关键性界标。与后来许多“先规划、后发展”的科技园区不同，它的成立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充分发展基础上“瓜熟蒂落”的产物。从1984年“中关村规划纲要”被“束之高阁”到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批准建立，其间是具有鲜明市场行为特征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理论到实践的日趋成熟。综观中关村科技园区创立史可以看出，它的建立虽然包含了学习美国硅谷等世界先进经验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体制改革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来源：新华网

中关村科技园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现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科技产业中心。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相比较而言，中关村科技园区既经历了传统工业经济范式向知识经济范式的转型，同时又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双重的历史使命必然使其具有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原始档案和访谈记录为依据，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一、新技术革命对策讨论中的传统规划

80年代的中关村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这里集聚了高等院校50所，各级科研院所138所，科技人员8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占1/3以上。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国家向中关村地区投资上百亿元，设立各种专业近1000个，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计，其中许多已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与此同时，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还是一个落后的城市近郊区，仅有169个产值极低的、非技术密集型工厂，如煤球厂、砖瓦厂等。农村经济是全区经济的主体，其工作重点是加强农业，发展农副业生产，丰富首都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科教资源的高度密集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兼为海淀区的特色，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时人们在谈起海淀区时经常如是评论：海淀区科研院所高墙内外天壤之别，高墙深院内是导弹、卫星、原子弹等日新月异的高技术，而高墙外面是牛耕马拉的中世纪田园风光。[2]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决定的[3]。

随着国门的逐步打开，经过几年的探索与思考，中央高层陆续提出了“现代化建设要以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起点”“科技现代化是实现四化的关键”“科技必须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与观点，标志着中央高层已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4]。而此时世界上计算机、微电子通信的广泛应用，以及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工程技术的崛起，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这一时期，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陆续传入中国，并给中国领导人和科技人员以极大冲击。

为了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召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城市和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等机构相关人士20人，以“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为题进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为了保证研究深入进行，会议还决定以“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题，由国务院和上海各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任务是提出一个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取得发展机会的最佳方案。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1983年11月下旬和1984年3月下旬，国务院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上，中关村地区由于智力密集区的优势，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当时的会议发言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中关村智力资源非常密集，但是目前海淀区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农业，发展非常滞后[5]。二是中关村要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产业，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实施体制改革[6]。三是发展高技术需要合适的环境，应仿造深圳特区，建立“人工小气候”[7]，并实行一系列先进的管理制度[8]。在第二次对策讨论会上，中科院的赵文彦、陈益升等五位与会人员在思考具体对策时，还提出应该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充分利用中关村智力资源，建立科技特区的建议。3月28日，会议秘书组将其整理成书面材料，并以《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为题刊发在《会议简报》第36期上。4月4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套红标题转发了这一建议。[9]方案提出：“最好的出路就是立即开发这一地区丰富的智力资源，在为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10]与会期间，时任国家科委委员吴明瑜为北京区县级干部作了题为《中关村是全中国的精华》的报告，报告指出：“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调动科技人才，改变北京面貌是当前第一要务。”[11]

历经半年多的“新产业革命对策大讨论”以及由此迅速得到传播的新技术革命思潮使得借鉴美国硅谷、发展科技园区日益成为与会人员的共识。1984年4月28日，在国务院和上海两个对策小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12]，《提纲》明确提出了“试办城市新兴技术经济密集小区”的政策建议。《提纲》指出：“在京、津、沪、西安、武汉、大连等城市，挑选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科技人员相对集中的小区，鼓励和扶持创办新兴技术的小企业。小区内各企业与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可以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13]

与此同时，4月18日，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对中科院五位专家上报的方案批示赞同，并让刚刚访问过美国硅谷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宦乡进行论证。早在1978年至1980年间，国家科委便几次组团出国访问，着重对两个重点区域进行研究：一是美国128号公路；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中心硅谷。后来，又对爱登堡、剑桥等高校进行考察。经过比较学习，借鉴硅谷模式成为当时不少政府官员的共识。[14]在接到批示后，宦乡立即考察了中关村地区，并设计出一幅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战略图[15]。5月4日，他在写给胡启立并中央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可以采纳的”。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建立科学园区的五项原则建议，认为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中，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科学城”。他还认为：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构架，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部、厂、公司、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16]

同年5月7日，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内部刊物《科技动态》第51期上，对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研究室王阳元教授考察美国硅谷的报告作出批示，希望研究探讨中关村建立一个把大学、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的开发中心。[17]根据这一批示，6月19日，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邀请国家科委、中科院、教育部、北京市、海淀区的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问题。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吴武封、中科院顾问谷羽、教育部办公厅主任王文友、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及海淀区委副书记张福森等人与会。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加强合作，并决定开始着手进行有关的规划设计工作。办公室设在海淀区政府院内，由国家计委科技局的严谷良牵头，海淀区计委的刘栓江、张速风、刘志昌等人参加日常工作。经过半年的多方论证和项目评估，办公室提出了《中关村科技、教育、新兴产业开发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18]《纲要》建议在海淀区以中关村为中心划定的80平方公里的地域建立“中关村科技、教育、新兴产业开发区”。其作用是形成高技术产业示范基地，并提出了15个具体开发目标和任务以及8条具体政策与措施。1984年11月，办公室还邀请北京地区50位专家、学者，就《纲要》进行了座谈。

这一《纲要》的提出和制定过程反映了在中关村建立科学园区的设想已经逐步进入中央决策者的视野。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第一次尝试对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进行系统而全面规划，体现了政府官员和理论工作者迫切建设“中国硅谷”的良好愿望。这一方案中所提出的在体制上走新路子、多搞中小型技术密集的产业、鼓励个人兴办企业、鼓励人员流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改革意识。但是，这一方案在上报中央后便被束之高阁，没有对中关村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笔者认为，这一规划方案之所以最终没有被中央批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定主要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与当时中央提出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思路相背离，与真正的硅谷模式也相去甚远。具体体现在：一是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纲要》指出：“规划提出的项目将分别列入‘七五计划’各种渠道，其中国家微电子研究中心1.75亿元，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科技攻关和工业性实验1.96亿元，部门安排0.9亿元，集资与自筹1.3亿元。由于建设开发区而需专项拨款2亿元。”[19]据记载，谈及此次规划所需经费时，时任国务院负责人曾讲过：“北京方案要8个亿，我们搞不起。”[20]二是在管理体制上，主要依靠由政府领导任命的管理委员会。《纲要》指出：“管委会受国务院或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主任、副主任由主管领导部门任命，委员由各成员单位推荐，报主管领导部门审批。作为开发区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管委会实行条块结合，行使部门权力和部门地区行政权力，对外具有法人地位。”[21]三是在开发目标与任务上，具有明显的赶超战略的痕迹，提出的许多任务目标过于宏大，直到今天都很难实现。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滕藤曾指出：“在国家计委宋平的提议下，谷羽搞了一个方案，宦乡搞了一个方案。谷羽的方案基本上叫做‘海淀一条街’，不成气候；宦乡的方案基本上是一个‘新西伯利亚’或日本的筑波城，又要修公路，又要改造电话系统，要的钱很多。一下把宋平吓坏了。他提议赶紧收。咱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就‘搁浅’了。”[22]

由于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路径依赖，人们习惯于将园区建设与“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划相结合进行推进。总之，1984年国家计委提出的规划方案仍属于国家部委的单方建构，主要着眼于政府自身的目标设计，由于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未见雏形，因此其完全没有实践基础与现实条件。这种过于注重国家的全能规划，过于注重国家的目标立意，而忽视基层社会的能动与真正的需求的政府规划，从制定之日起也注定了其被束之高阁的历史命运。对于这种《纲要》制定背后的思维，吴敬琏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R&D）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科研机关、大学和大型企业，或者再加上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就足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在集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错误观念。”[23]

二、中关村的市场化变革

进入1984年以后，随着“六五”计划提前一年顺利完成以及农村经济改革获得成功，新的经济改革部署和发展规划也逐渐酝酿成熟。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它的出台意味着在实践层面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时隔不到半年，为改变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的局面，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讨论，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正式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体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24]。这就为国有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后，随着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相继启动，中关村一批科研人员在海淀区与“大院大所”的具体支持下，开始采用辞职、兼职、停薪留职等方式，自下而上地探索走向市场，创办了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在当时，根据创办主体不同，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民办官助型”，主要由离职、辞职的科技人员自由组合，或者由高等院校的教师自己组织起来，与海淀区单位合办的集体科技企业，区政府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以“京海”“四通”“海华”为代表。二是“官有民办型”，主要是由国家科研机构与海淀区单位共同投资入股或借资联办，由科技人员管理经营的集体科技企业，以“科海”“信通”为代表。三是“全民科技企业”，主要由国家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独立兴办，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以“三环”“希望”、联想集团前身计算机公司等多家中科院系统的公司为代表。[25]三类公司大多采用了“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创办原则和技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模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企业资金靠政府拨、编制靠政府划、经营靠政府主管部门定、盈亏靠政府平衡的“四靠”模式。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以民间自主经营代替了传统的政府计划经营，使企业成了拥有独立法人意志的市场经营主体。应该说，科技园区的起步在体制内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同时，倒是在体制之外彰显了效果，找到了更好的实现途径。

由于按照“四自”原则组建的企业不在国家计划体制内，既没有大量资本投资建设生产厂房和购买设备，也不可能获得大额银行贷款，只能把代理、技术贸易与服务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最初的中关村科技企业主要经营从境外进口电子产品和零部件，同时帮助北京一些单位实现办公自动化，并进行微机、电子元器件等一系列贸易和服务。在当时传统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这个方式对于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通过贸易积累进而投资于生产和研发的“贸、工、技”的道路，是大多数“白手起家、自负盈亏”的科技人员创业的唯一选择；二是把科技成果引入流通领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点，也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功探索，使企业成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型经济组织载体；三是在做代理和从事技术贸易与服务过程中，企业既掌握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性能，也了解了世界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发展状况，为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准确选择自主创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26]虽然中关村这种以“科技贸易和服务为主”的发展模式在当时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它作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最有效形式之一最终受到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肯定[27]。事实上，这种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尚不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改革先行者突破传统意识、赢得社会共识的艰难。

经过三年的发展，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在不占用国家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观的财富。1984年电子一条街的企业营业额只有1800多万人民币，1985年上升到1.4亿元，1986年达3.5亿元，1987年超过9亿元。到1987年底形成固定资产4700多万元，三年共缴纳各种税款和管理费1亿元，创税后的利润7800多万元。据43家公司统计，1987年人均营业额达到21.7万元，人均利润达4.2万元，其中，信通公司人均营业额达80万元，人均利润达5.2万元；四通公司人均营业额76万元，人均利润达6万元。从1984年到1987年，销售电脑产品达4亿多元，并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微机及其元器件市场。[28]“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模式。

与建立科技园区的设想相呼应，这一时期，中关村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增量为主”和“边缘革命”的历史蕴含。由此，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集群效应的展现与具有鲜明市场行为特征的“电子一条街”的蓬勃发展，充分发挥了改革标杆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示度的作用，为进一步开发中关村地区的智力资源，探索适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路子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成为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重要依据与实践基础。这种源自民间自发探索的市场行为对于后期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及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没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没有中关村科技园区。对此，曾有研究者评价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崛起，就它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而言，可以与小岗村1978年12月发生的包产到户事件相提并论。[29]赵慕兰也曾评论道：“中关村最像硅谷，因为它是市场导向，仅仅有政府的规划，没有市场需求，根本发展不起来。市场需求的拉动，才是内生动力的根本。”[30]

三、“电子一条街”向科技园区的跃升

1987年8月5日，美联社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认为其“十分类似美国硅谷的初创阶段”[31]。这一报道在海内外媒体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国庆节前夕，新华社委派北京分社记者夏俊生选取“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重点进行国庆38周年成就报道。1987年底，他所撰写的四篇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道，连续登载在新华社编发的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上。11月30日发表了两篇，题目分别为《科技的春天，高技术的产业》（第3131期）和《经营活、效率高、效益好》（第3132期）。12月1日，又发表了两篇，题目分别为《民办科技企业家的希望和建议》（第3143期）和《民办科技企业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3144期）。而在当时，《国内动态清样》每天刊发的报道也不过十篇左右。其中，第3131期的报道指出了“电子一条街”的实践在各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促进了科技成果迅速转变为生产力；二是有利于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支持了传统产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三是科技企业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为应用科研机构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四是造就了一批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管理的新型企业家。第3132期的报道总结了民办科技企业的主要特征：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经理负责制的管理制度、相对灵活的用人制度、严格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由于实行了新的机制，打破了“铁饭碗”和“大锅饭”，因而调动了积极性，取得了高效率和高效益，许多企业的营业额几乎每年都以200%的速度递增。第3143期的报道主要集中反映民办科技企业家的呼声：一是希望政府支持和加强管理，二是解决人才流动问题，三是希望创立平等竞争的环境，四是由北京市统一规划和开发，把中关村地区建成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区，五是对科技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六是制定法律，稳定国家对民办科技企业的政策。第3144期的报道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民办集体科技企业的性质，这些公司是在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财产到底归谁所有，谁也说不清楚。二是对民办科技企业中科技人员的高收入要不要限制?如果限制，对科技人员不会有吸引力，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如果不限制，又怕分光吃净，在社会上太显眼。三是科技企业聘请的顾问和科技人员，如何合理付给报酬，要不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四是关于“民办”的含义，是按所有制，还是按经营权来划分。[32]夏俊生的这组报道在内参发表后，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

12月7日，时任中央领导人在第一篇报道即3131期上批示：“送芮杏文，温家宝同志阅”。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立即提出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研。12月11日，中办调研室科技组负责人于维栋按照领导指示，走访了中国科协书记处李宝恒、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华贻芳等，并在听取相关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方案。对于这篇报道批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领导人批示的转移速度，从总书记到书记处书记，到候补书记兼中办主任（温家宝），到调研室主任，到科技组，是每隔一天批一次，如果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对这个问题能够隔日运行一个层次，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二是领导人对报道阅读的细致程度，在报道的许多地方画了加重号，有的写了旁批。时至今日，回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在阅读这份内参时画出来的重点仍然是科技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33]12月14日，调查方案得到中央领导人批准。12月15日，芮杏文专程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视察，访问了部分科技企业，并与科技创业者进行了交谈。12月17日下午，芮杏文和温家宝在中南海15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等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并确立了指导原则和总体方案。[34]会上，中央书记处领导强调：调查要以中共十三大的精神为指导，着眼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注重实践，实事求是，从效果出发，不要预先带“框框”；主要是研究方针政策问题，而不是为具体问题的是非做裁判员，目的是把调查的成果转化为中央决策。[35]

1987年12月21日至1988年2月期间，调查组共召开大型座谈会10次，收集和处理数据6万多个，形成研究报告11份，典型材料26份，总体共约20万字[36]。紧接着，中央调查组通过集中讨论和执笔人分散拟稿相结合的方法，交叉整理撰写总报告、分报告及案例材料。2月24日，芮杏文、温家宝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调查报告。讨论的焦点是调查报告的基调到底应该定在哪里?是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还是支持民办科技企业?一种意见认为，调查报告的基调应当对“电子一条街”出现的民办科技企业加以肯定和支持；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支持民办科技企业还需要有一种有效的载体，而科技工业园正是最好的载体，且符合国际潮流。最后，会议敲定调查报告的基调为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并对支持其建立的政策原则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共识。[37]报告经中央书记处领导审查并征求了7家调查单位和国家有关部门意见后，报送给中央主要领导。

这份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取得的突出成就，并认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脱离了国家大包大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老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走的是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地方、高校、院所一起上的开放式商品化的新路子，推动了我国以微电子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为了使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继续向前发展，需要有一套支持科技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政策系统。考虑到产生这样一套政策系统需要时间，我们建议，可以考虑把中关村地区作为我国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的试点，同时制定一个支持科技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在中关村地区试行，然后向全国推广。作为第一步，可暂不考虑国家拨款，资金以自筹为原则，国家所能给予的只是政策环境”。[38]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与会领导一致赞同调查报告中的建议，同意成立科技园区，并认为：“中关村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不再制定相关政策，就妨碍它发展了。”[39]同年5月10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批复》，明确指出：“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由你市人民政府发布施行。”《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划出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地方法规，其发布也标志着国内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科技园区的正式诞生。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83年开展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以来，理论界一直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对中国建立科技园区以及中关村建立科技园区进行可行性论证，这也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批准建立做了非常充分的理论准备。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科委的具体指导下，于1987年底完成的《高技术开发区研究》主课题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分课题报告。1986年6月，经国家科委批准，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牵头，中国智密区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市科委调查部门共计25个单位的30多名课题组成员，对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科技工业园以及中国12个主要智力资源密集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了6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建设高技术开发区的战略思想：“建设高技术开发区、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这是关系到我国实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目标和夺取下一世纪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决策”，并特别强调：“要立足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开发区。”[40]1984年，陈益升作为专家提出中关村地区发展高技术密集区的建议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关村与“硅谷”社会体制的不同。而到了1986年“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组成立后，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的陈益升，通过深入地调查与研究，已经发现中关村与“硅谷”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硅谷”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关村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二是“硅谷”起步时，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中关村初创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还处于空白。[41]报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国外高新区发展模式的分析与借鉴，二是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与全国其他智密区实践进行总结。课题组还将选址问题作为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借鉴国外选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递阶加权”数学处理，中关村以7.68分位列榜首[42]。研究报告结尾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即：“现有的十几个规划中的高技术开发区，以北京中关村地区条件最好，可选择作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风险小、投资少、可相对集中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开发区的建设，也不会造成国家财政方面的负担，因而成功的把握大。”[43]另外，鉴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迅速崛起与发展，课题组还专门设立了“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分课题。课题组成员在深入考察中关村建高技术开发区的各种优势条件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该地区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措施。报告还在结束语中强调：“中关立村及其所在的北京是我国密度最大的智密区，在我国争取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发展中无疑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大责任。”[44]1987年底，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并被全文印发给刚刚成立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这就为1988年中央领导人达成共识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45]。应该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批准建立，虽然主要是具有鲜明市场特征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但是理论界对其研究的日趋成熟也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46]。

从1984年“中关村规划纲要”被束之高阁，到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批准建立，其间三年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理论到实践的日趋成熟，科技园区的成立是其“瓜熟蒂落”的产物。这一决定使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自发的科技创新活动、多元的管理干预体系、分散的发展目标取向和随机的企业布局，转入有规划、有政策、有统一管理组织的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阶段，并被纳入国家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总格局之中，也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已经建立的“两区一市”（即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关村的作用和影响不仅在于它创造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扩散、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一种新模式。”[47]

四、结语

70年代末，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的艰难探索后，中共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中国社会也实现了新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开启了与世界高技术经济接轨、融合、同步发展的进程。而中关村科技园区则历史性地走在了这一进程的前列。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研究中国高新区发展史乃至科技产业化历史的一个关键性界标。早在中关村起步时期，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对在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满怀期望，然而最初的几年，中关村并未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区，而是以科技贸易和服务为主的市场交易中心。[48]但是，这种源自民间自发探索的市场行为对于后期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及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没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没有中关村科技园区。

与后来许多“先规划，后发展”的科技园区不同，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立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产物。综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立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立虽然受到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体制改革的产物。1984年，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相继启动，科技创业者大胆探索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打造了一批以“四自原则”为核心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集群效应的展现与具有鲜明市场行为特征的“电子一条街”的蓬勃发展，又为进一步开发中关村地区的智力资源，探索适合中国高技术新兴产业的路子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成为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重要依据与实践基础。第二，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立虽然有学习美国硅谷等的国际因素影响，但其最重要的特征还是中国人基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体制基础、资源禀赋自主探索的产物，是一条中国式的科技工业园发展之路。就中关村科技园区对于整个国家相关领域发展的探索性和示范性意义，于维栋曾评论道：“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关村建立科技工业园就是一块石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价值不在于经济贡献，而在于走出了一条路子——中国科技工业园怎么搞?深圳建立科技工业园更早，但是却没有走出来。在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深圳工业园进展不大。1995年，深圳科技工业园改制，还是应用了‘中关村模式’。”[49]第三，关村科技园区的建立虽然主要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并不意味着忽视理论上的探索。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始终贯穿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创立的始终。正如萧冬连所指出的：“这种探索既是建立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广泛的国际经验背景。后者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自己的体制弊端，寻找改革途径，提供了丰富的外部经验和思想资源。”[50]

参考文献

[1].于维栋主编：《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2].参见纪世瀛：《中关村首家民营科技机构与华夏所》，张福森主编：《中关村改革风云录》，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

[4].1982年10月5日，时任科委主任方毅在全国中小城市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个方针不仅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正确发展的方针，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5].邓裕民：《新的产业革命和我国科研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中国对策研究第一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25期。

[6].陆亨俊：《对〈提纲（一）〉的几点意见》，《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中国对策研究第二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9期。

[7].邓裕民：《发展高科技产业，要走新路，用新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中国对策研究第二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34期。

[8].郑绍濂：《要研究发展高科技的基础环境和后果》，《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中国对策研究第二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20期。

[9].陈益升：《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科学工业园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0].赵文彦、陈益升、柳怀祖、唐世跃、马幼芬：《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中国对策研究第二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36期。

[11].吴明瑜：《吴明瑜回忆关于中关村的高层决策》（2010年10月18日），内部文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

[12].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纷争，讨论由最初的“新产业革命对策大讨论”转变为提法更加中性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吴明瑜：《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

[13].《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1984年4月28日），内部文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

[14].吴明瑜：《吴明瑜回忆关于中关村的高层决策》（2010年10月18日），内部文稿，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

[15].这个设计图和目前海淀区政府的规划基本类似。参见赵文彦、陈益升、李国光等编著：《新兴产业的摇篮——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74页。

[16].赵文彦、陈益升、李国光等编著：《新兴产业的摇篮——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第273、275页。

[17].参见杨荣兰：《中国“硅谷”——来自中关村的前沿报道》，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8].《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1980—1988）》，1993年，内部印刷，第15—16页。

[19].《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1980—1988）》，第92—93页。

[20].水世闿：《东湖开发区的筹建过程》，《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5期。

[21].《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1980—1988）》，第93页。

[22].水世闿：《东湖开发区的筹建过程》，《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5期。

[23].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我国高新发展产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9期。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

[25].夏俊生：《民办科技企业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张福森主编：《中关村改革风云录》，第205—206页。

[26].笔者对《北京志·开发区卷·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副主编赵慕兰的访谈，2013年12月1日。

[27].1987年中央联合调查组认为：“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把‘贸’放在一个重要地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不但过去需要，而且今后也需要；不但可使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有持续的动力，而且还可不断增加企业的资金积累。总之，技术贸易是科技企业的动脉和血管，失去这个动脉和血管，科技企业就会蜕化为我国的传统产业”。于维栋主编：《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第131页。

[28].于维栋主编：《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第2—3页。

[29].孔昭君、陈庆振主编：《中国民营科技创业风云纪事》，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30].笔者对赵慕兰的访谈，2013年12月1日。

[31].孔昭君、陈庆振主编：《中国民营科技创业风云纪事》，第53页。

[32].参见张福森主编：《中关村改革风云录》，第202—215页。

[33].于维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2009年10月），未刊文稿，于维栋提供。

[34].调查组共有18人，后增加到26人。于维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2009年10月），未刊文稿，于维栋提供。

[35].于维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2009年10月），未刊文稿，于维栋提供。

[36].于维栋主编：《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第1页。

[37].参见于维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2009年10月），未刊文稿，于维栋提供。

[38].于维栋主编：《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第5、12、8页。

[39].转引自于维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2009年10月），未刊文稿，于维栋提供。

[40].赵文彦、陈益升、李国光：《新兴产业的摇篮——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第16、17页。

[41].笔者对陈益升的访谈，2015年2月1日。

[42].赵文彦、陈益升、李国光：《新兴产业的摇篮——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第30页。

[43].赵文彦、陈益升、李国光：《新兴产业的摇篮——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第27页。

[44].李琬、李国光、李铁儒：《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1987年8月），未刊文稿，李国光提供。

[45].笔者对中央调查组成员李国光的访谈，2014年1月12日。

[46].笔者对陈益升的访谈，2015年2月1日。

[47].郭涛：《于维栋：国家高新区是科技与经济结合最佳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1年6月7日。

[48].高岩：《解析中关村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49].安沙：《八年跨三步中关村从0到1》，《科学时报》2008年6月26日。

[50].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作者：杜磊，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三思派经作者授权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