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之道：国术

马笑泉

中国传统武术似乎与道教的内丹修炼有相通之处，都关注精、气、神的培养和转化。武术界的杰出人物大抵也认同“由技入道”的路径。但与道教或偏命，或偏性，但都不离性命双修的宗旨不同的是，国术在实际修炼过程中，只谈命，不谈性。这并非是对心性的藐视，而是国术强调身体的实证，所谓“身体悟了才是真的悟了”（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撇开身体空谈心性是一切实诚的国术家们所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甚至也不赞同混用道教的修炼方法。当代形意拳名家李文彬说：“若想练好形意拳，找到真劲，什么‘五气朝元’‘三华聚顶’都不用去考虑，只要按拳法要求务实地去练就行。要讲行气，也不用那么麻烦，只要能‘气以直养’，平素练拳不走周天，经络也照样通畅。”李文彬的师傅、形意拳宗匠尚云祥尽管被同行称为“铁脚佛”，甚至受到了另一个名气更大、酷爱创拳的同行在著作中恭维：“再加向上工夫，炼神还虚，打破虚空脱出真身，永久不坏，所谓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进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其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但一生不做玄虚语，他的门下也没有一个将国术弄成了“武术玄学”。不过据韩伯言、李仲轩等尚门弟子回忆，尚云祥面相如佛，心性修为很高，这是“身体悟了”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尚云祥并非拒绝“与道合真”，他只是拒绝离开身体来谈论“道”。当代八极拳高手黄剑明说：“功离己体，无物可求。”同样的思路，道离己体，更不可求。无论是道，还是功，都要从这个身体中去求。“脱胎换骨”，也是这个身体。至于道教所追求的修炼元神、显化婴儿，为恪守本分的国术家所不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6月12日，杭州国术游艺大会。浙江省国术馆国术名家之摄影。

照片中有李景林，孙禄堂、，刘崇峻、杨澄甫、杜心武、吴鉴泉、刘百川、蒋馨山、张兆东、王渊生、张绍贤、刘协生、王宇僧、蒋桂枝、高风岭、尚云祥、张秀林、邓云峰、马玉堂、许禹生、、黄柏年、刘彩臣、杨季子、王茂齐、刘恩寿、吴恩候、金佳福等. 还有、高振东、左振英、佟忠义、刘高升、田兆麟、褚桂亭、李星阶、肖品山、李书文、叶大密、陈微明、刘丕显、任鹤山、汤鹏超、姚馥春、万籁声、李丽久、张思庆、耿霞光、朱霞天、朱邵英、李子杨、傅剑秋、候秉瑞、韩其昌、赵道新、武汇川、程有功、窦来庚、谌祖安、杨明齐、朱国福、施一峰、刘善青、任虎臣、陈明证等人。

国术如此重视身体，也必须从身体开始。它的一切经验和技法都来自对身体的探索。尽管从明清到民国，无论是太极的王宗岳、八卦的程廷华，还是形意的薛颠，在著作中均喜援引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良能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术语以释拳，仿佛国术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实则国术并非预先存在一套理论基础，再从中衍生出具体技法，而是在生成中自行产生了许多独特认知，但国术家们并没有独立的话语体系来表达，便从道家、儒家、佛家学说中借用了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顺畅地进行表达和推广，尤其是对于文化程度高的精英阶层无疑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它也会造成对国术的误读和遮蔽，为某些人将国术发展成一种“武术玄学”提供了路径。国术探讨身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身体与世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但这种探讨是在动作和感受中进行的。它会产生一种认识论，却是基于身体操练的认识论，而非头脑中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

国术家们很早就体认到身体是一种自足的存在，所谓“本自具足”。但佛家使用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而令国术家们着迷的则是身体的整全性。但这种整全性是需要艰苦而恰当的训练才能呈现和保持的。如何呈现和保持，是国术两大阵营的分野所在。

一大阵营选择通过外物来激发、显示这种整全性。他们借助沙子、木头、竹子、砖头、石头、成叠的纸，还有各种配方保密的药水，来磨砺筋骨和招式。但将这一阵营统称为“外家”，则未免抹杀了他们的探索性和多样性。他们也讲究“练气”，在外物和所谓“内气”的砥砺中发展出了“桶子功”“铁布衫”一类骇人的功夫，但这类功夫往往呈现出一种静态的、被动的形态，而在真实搏斗中，站立不动等着对方拳脚加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其实际效果与义和团的神拳战士口念咒语等着洋枪打来相差无几。还有一些动态的功夫也同样骇人，甚至是局部有效的，比如“铁砂掌”“鹰爪功”。局部有效是指这方面的名家确实可以劈断青砖、捏碎厚皮核桃，但在实际搏斗中，只要是训练有素的对手，没有谁会把身体送上来让对方恰到好处地劈个正着或者捏到要害，而身体也不是青砖和核桃，而是高度灵活且富有弹性的。过分注重局部的锻炼，反而会损害身体的整全性，实战中将给对方可乘之机。在1929年的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上，夺冠热门人选铁砂掌名家刘高升被曹晏海击败，就是一个生动有力的例证。那种专练一条腿或者两根指头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形，只能出现在武侠小说中。

另一大阵营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住了身体的整全性。他们不仅体认到了单个身体具有不可思议的能量，而且在实战中自我和作为对手的他者也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他者的能量可转化为自我的能量，只要运用得当，在这个整体中他者能成为可以自如操纵的部分。当他者不能自主时，其能量便由我来主宰。所谓以彼之力加我之力还诸彼身，最高明的国术家还能做到以我之小力加彼之大力还诸彼身。这种境界被称为：“四两拨千斤”。有人认为，这是利用了力学中的杠杆原理。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这一判断是成立的。但是，“四两拨千斤”这一说法也误导了无数迷信“内家”之说的初学者，他们以为，只要学会了这种技巧，就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而实际上，能够施展“四两拨千斤”的国术家，本身劲力就得大得惊人，他们不过是拥有“千斤”之力而在某些时刻只用“四两”而已。“四两”可拨“千斤”，但这“四两”背后蕴藏着随时可以追加的惊人能量。只要有实战经验的人都会明白，技巧若无功力做支撑，便是纸糊的架子，一打就散。而所谓技巧，只是为了发劲的有效而产生。舍功力而谈技巧，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泥潭。任何货真价实的国术家，都把“功夫上身”作为第一要务。身上有没有功夫，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有没有东西，在行家那里，是一伸手便能知个大概。杨澄甫幼承家学，却不肯下苦功，虽然杨式太极拳一招一式皆烂熟于胸，实际功力却很浅，虽不能说是纸糊的架子，但也只能算是好看的瓷器。作为“杨无敌”杨露禅的嫡孙，这座“瓷器”也受人追捧，二十九岁便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立拳场，从者如云。杨澄甫终究是见识过真功夫的人，有自知之明，只教招式，跟当今许多以“武”谋生的套路名家并无二致。一旦涉及到需要发劲打人的功夫，学徒们必须前往杨府拳场，在师祖杨健候的看顾下学习。杨健候是一代高手，为人精细，在他的妥当布置下，杨澄甫倒也没有出过纰漏。杨健候临终时，担忧杨澄甫以后无人撑持，在高手面前堕了杨家威名，以致老泪纵横，伥伥而去。杨澄甫痛定思痛，闭门六年，专练找劲发劲，四十岁时方出关，此后由北至南，广开法门，成为太极门中的“广大教化主”。杨澄甫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个国术家从外在的虚文浮套逐步深入自己身体内部的生动写照。国术家们无须阅读《孟子》，便能走上“反求诸己”的路径，这条路径通向国术的核心。

杨澄甫《太极拳体用全书》拳照。

经过许多代人的摸索和传承，最晚至清末，国术的核心练习模式便已成型。许多拳种的顶级高手都形成了清晰的认知：要想在搏斗中及时爆发出至刚至猛的整体能量，必须将身体练得大松大软。这种让国术围观者和普通习练者难以理解的悖论含有辩证法的因子，是一代又一代的拳师们通过身体的实证缓慢得来，当中含有大量的汗水、泪水和鲜血。但就算付出了汗水、泪水和鲜血，还是有许多拳师错过了这条路径，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因为没有把身体练得更硬更紧。这两种路径的交错而过，造成了国术的分裂。如果非要用内家和外家对国术进行区分，以此为标准，算是最为靠谱，尽管仍然不是那么清晰和界限分明。比如被视为外家拳代表的少林派，当中的心意却是在松柔中求功夫。又如南拳也被目为外家拳，但当中的咏春拳却又体现出对身体整全性的追求。面对这种暧昧难明的状况，黄剑明提出：拳无南北之分，更无内外之别。这是通家才有的见识，单刀直入、直抵核心。

国术的核心就是找劲和发劲。劲是力的最大整体化，即所谓整力。许多国术家都认为，找劲的不二法门是站桩。形意拳有“万法皆出三体式”之说；八极拳的沉坠劲、十字劲皆须从站桩中求得。大成拳的创拳者王芗斋是这一法门最彻底的实施者。他对国术最大的贡献，也是争议最多的地方，就是坚决摒弃了套路，专尚站桩和实做。这等于把传统的“练法、打法、演法”缩减为“练法、打法”。实则演法（套路）中也包含了练法和打法，但只有极少数根器颖利的人才能悟到，更多人则在漫无边际的套路练习中耗费时日，最好的结果是练得身体强健，挨打时可以多支撑一阵。演法在各个时期都大行其道，背后有利益的驱动，也有更深远的考虑。它可以大幅度延长拳师授课的时间，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能让拳师有时间从容考察徒弟的品性和根骨，以便决定哪些人只能学到花架子，哪些人可以传授给他们练法和打法。后一部分永远是少数，他们通常被称为入室弟子。尽管王芗斋立意高远，门户开阔，而且矢志不移，但有资格称为他入室弟子的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国术比任何一门技艺都讲究“身授”，无法流程化操作和模式化发展。以杨露蝉天资之高，在偷拳（也就是“瞟学”）三年后，也要正式拜在陈长兴门下，才能得其堂奥。练法涉及到每具身体的不断调整。每个人的身体千差万别，最后能不能出功夫，功夫能不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化，不但取决于师傅的水平和徒弟的资质，还取决于师徒之间的信任程度。只有对师傅信服到死心塌地的人才能严格遵循教导，细细体味松肩坠肘、内撑外裹的甚深滋味，而对那些学了三月半载就在外头抡胳膊动腿抖威风的好汉行径无动于衷。

站桩确实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身体的整全性，它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处在将发未发的状态，而在整体上保持中和之态。其单纯的姿势蕴涵着许多细微的要求。如何达到这些要求，很多时候言传不能奏效。在适当的时机，师傅会允许徒弟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此来告诉他是这样而非那样。苦练深思却不得的弟子一触之下，往往会恍然大悟，这就是所谓的“捅破窗户纸”。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不可说者皆须沉默”，在国术家这里遭遇到了事实上的反驳——身体可以突破言语的界限，传达出最重要、最关键的“不可说者”。而师徒之间那种甚至比血缘还牢固的关系也是在这种传授中一点一滴形成的。

对于不能得其滋味的练习者，站桩无异于一种枯燥的苦行。这道铁门槛把许多意志力薄弱、缺乏耐心和悟性的练习者挡在国术的大堂之外。而一旦跨过这道门槛，能够“站进去”了，桩功“静中动”的妙处就会如花瓣一层一层打开，身体逐步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精微而漫长的，如同烹饪一道名菜，任何一点火候未到或火候过了，都会导致不可弥补的遗憾。在最高的“烹饪”效果中，全身肌肉的放松程度能够达到仿佛是挂在骨头上一样，而骨头的密度会大幅度提升，所谓“铁树挂宝衣”，就是对这一高深境界简洁而生动的描写。身体的敏感度也会提升到近乎夸张的地步，拳经中对此境界的描写同样是富有诗意的：“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但这种敏感并不意味着国术家对身体的追求是像羽毛或蝇虫的翅膀那样轻盈，相反，通过长期的站桩练习，身体会日益沉稳充实，仿佛与大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这种实效被称为“根劲”。一旦获得了“根劲”，就是功夫上身了，这时就可进入发劲的阶段。

站桩无疑是通往劲的康庄大道，但也不乏未经站桩就成就了的例子。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根据李仲轩的回忆，尽管尚云祥教授弟子都是从站桩开始，他自己却是不站桩也成就了。他的师傅，清末大拳师“单刀”李存义也是走的这条路径。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顶级国术家，八极拳的“神枪”李书文，在其门人的回忆中也很少看到苦练站桩的行迹。“自然门”和太极拳这南北两大以劲的吞吐转化灵活著称的拳种，也都更倾向于在动态化更为明显的练习中找劲。事实上，无论是八极、形意还是太极，都有同样一种借助外物来找劲的重要法门，就是练大杆子。大杆子长度在一丈左右，重逾四斤，采用整株的白腊木制成，富有弹性和韧性。在练习中首先要学会以脊椎之力将杆子抖动起来，形成共振。然后要学会利用杆子的劲带动身体出招。最后达到人杆合一的地步。这虽然是借助外物，却是不击打、破坏它，而是将他者化入自身，同样是求得整全性。在这种强度更大的整全性追求中，不但可以找到劲，而且事实上也练习了发劲。当年杨澄甫闭关六年，主要就是通过练大杆子来找劲和发劲。尚云祥平生有三大绝技：大杆子、丹田腹打和半步崩拳，他的劲多半是在大杆子上成就的。神枪李书文更是在大杆子上下了一生的苦功。大杆子者，就是卸下了头的大枪。通过大杆子来练劲，被称为“枪劲入拳”，实际上还是身体的劲，只不过包含了发劲。清朝和民国时代北方的拳师开场授徒，别的兵器可以不摆，但拳场上定要立一根大杆子，是为“戳杆授徒”。这表明如果不通晓大杆子的练习法门，是没有资格传艺的。而站桩对脊椎的要求和重心的掌控，与骑马并无二致。鉴于国术的大兴始于明末清初之际，有人推断这是因为明朝许多将士被迫放下武器、遁入民间后，将战场上的技艺化入拳术，引导国术产生质的飞跃。还有人认为，形意就是枪法，八卦就是双刀。黄剑明曾言，太极真正打人的是“老三捶”，似乎与锤这种兵器有关系。这些判断虽然是建立在不完全事实之上，但国术与冷兵器时代沙场战技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李存义(1847年～1921年)

除了站桩和大杆子外，活步桩也是找劲的一个重要法门。各大拳种的活步桩千差万别，但不外乎在步伐和身形的变换中唤醒身体的良能。活步桩的好处是能够避免站桩的枯燥，而且更接近于实战状态。“自然门”以走矮裆步配合内外圈手作为基础，是练习该派武功必须闯过的关口。李书文为了学拳而往返南良、罗疃两地之间时，不是抖大杆子就是走活步桩。尚云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机会就溜鸡步、走槐虫步。李、尚二人，还有自然门第三代传人万籁声，都属于外向战斗型的高手。他们皆活泼好动，天性中蕴涵着强烈的攻击性，而这种练习方式符合他们的天性，也引导他们的天性往良性方向发展。活步桩不仅能找到劲，而且包含了近身的技巧。近身和发劲，乃是国术中“打法”的两大关窍。

2013年8月3日，各大门派掌门齐聚新疆特克斯县的“天山武林大会”，引发舆论争议。这之前有闫芳太极拳隔空打人，之后有徐晓冬挑战传统武术等事件引发公众讨论。

按照一般的描叙，劲分为明劲、暗劲和化劲。但在实战中，有些号称拥有了暗劲和化劲的拳师却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些通过实战成名的国术家则很少强调三者的区别。尚云祥晚年曾对其关门弟子李文彬说：我要是还有三十年阳寿，就再打它三十年刚劲（明劲）。李书文在动手时展示出的全是明劲，对手挨上非死即重伤。太极在练习时讲究松柔，但门中高手与人性命相搏时，往往就是几下狠捶，直接、暴烈，它的鞭手在实战中施展开来也是刚猛之极。这让人不得不质疑暗劲和化劲是否存在，或者是比明劲更高阶的劲。实则劲只有一种，都是在瞬间爆发的整力。明劲、暗劲和化劲只是在描述它们不同的表现形态。中长距离上步打人的全是明劲，在和缓状态中肌肤几乎相挨时突然发动的是暗劲，在无意识状态中一沾即发的属于化劲。明劲到了什么程度，暗劲和化劲也会到什么程度。凡是自称拥有暗劲和化劲却千方百计逃避实战的角色，都是功夫经不起追究的“套路家”，他们为武林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去僵求柔中将身体练得大松大软，是为化刚为柔。在大松大软中求得灵活自如的闪避起落和刚猛暴烈的发劲，是为柔极生刚。国术在这松与紧、柔与刚的精妙转换中体现出了身体的辩证法。它还有力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国术家们很早就认识到整力的获得与身体的脊椎骨有密切关系。经过数代人的摸索，他们探明劲的生成和施用都是以脊椎骨为中心。这条骨被尊称为龙骨。龙的变化千姿百态，发劲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但皆万变不离其宗。将功夫与招式截然区分开来，违背了国术体用不二的根本特性。劲未发时为体，已发时为用。用时随机变化，自有招式。而将招式固定下来，让后学者孜孜以求，则为舍本逐末，偏离正道远矣。自然门从来就是讲功不讲招，而在搏斗过程中自然生出千招万式，门中两代龙象杜心武、万籁声皆是横扫天下的实战型高手。李书文授徒，也是不重套路，以至于其关门弟子刘云樵一度怀疑师傅藏私。李书文的过继子李萼堂，在其晚年弟子黄剑明面前，甚至否定了“小手”（单招）的实战功用，只教站桩和发劲。王芗斋更是将这种做法完全明朗化，不但宣之于口，而且笔之于书。有人认为李小龙离经叛道，实则他所创立的截拳道，正是要将练习者从套路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跟李书文、杜心武、尚云祥、李萼堂、王芗斋、万籁声这些高手一脉相承。只是李小龙在练习中过多地依赖外物，甚至不惜以电流来刺激肌肉，严重破坏了身体的整全性。但即使不用电流刺激肌肉，他生命后期种种衰竭的迹象仍不可避免。李小龙视野开阔，天才横溢，也是真懂国术，他的三大绝技“寸劲拳、李三腿、双节棍”中的“寸劲拳”便是基于国术的发劲方法。但他没有得到敛劲入骨的传授，练而不养，功夫出得太早，体内能量没有形成良性循环，放而不收，往而不复，虽然饮用大量滋补品，但后期频频出现晕厥、乏力等症状，心志也受到严重影响，变得焦躁、沮丧、缺乏自信，以致回避香港拳击冠军刘大川的挑战。而正宗的国术家，即便是进入晚年，就算发劲不复如壮年时迅猛，也是神完气足、反应灵敏、心志坚毅，否则便是走偏了。

形意拳家阎道生（1884-1962）能武能文，书画也是一绝。

国术有如此长效，关键在于对“出功夫”的把握。功夫不能出来得太早，要与身体的承受力同步成长，否则便会伤身。据平江不肖生言，霍元甲英年早逝即与他手上功夫出来得太早而身体承受能力不足有关。李小龙则是晚近的显例。功夫重练，更重养，讲究慢工出细活，各方面均衡有序发展。譬如熬制中药，药性能否完全出来，产生长效，在于时间，在于火候，在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替使用。国术筑基之时，纯用“文火”，薛颠所言“桩功慢练入道”即是此意。至于什么时候用“武火”，需要师傅根据徒弟身体的变化来决定。这也是国术必须“身授”而无法从“秘籍”中学习的重要原因。国术和中医一样，皆是难以大面积推广的，强行为之，只能导致庸手遍地。高手皆是在另一位高手长期指导和训练下产生的。严肃认真的名家收徒，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此人能否有充足的时间追随自己。韩伯言当年因事必须回乡，尚云祥遂有中道而废之叹。在他眼中，韩伯言是能出大功夫的徒弟，但出大功夫的进程无法压缩，所以韩伯言只能止于“中成”，无法成为郭云深、李存义和尚云祥这样宗匠级的人物。李小龙当年过早地离开叶问，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国术的重大损失。李小龙通晓西方哲学、中国道家和禅宗学说，“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属于理念正确。但在功夫这一范畴内，再正确的理念，必须以身体来逐步、完整地呈现。小龙已矣，国术尚存。即便是经过“套路大跃进”的摧残后又陷入商业狂潮的裹挟中，仍有人在体用不二、道术合一的正路上从容、淡定、稳健地行走着。就算没有奖金、没有荣誉，能够将身体一层一层打开，精神饱满，感觉敏锐，无忧无惧，临危不乱，并将这种状态保持至生命的终结，亦是一种最大的成就。

马笑泉，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迷城》《银行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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