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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第11次主席团会议的情况

已有 1940 次阅读 2018-1-20 06:38 |个人分类:图书情报学研究|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第11次主席团会议的情况

武夷山

 

2006920-22日,我代表本所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IFAP)第11次主席团会议,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20日是主席团成员的非正式会议。上午,讨论两个工作组的方案,首先讨论“知识社会测度”工作组的方案。去年,教科文组织发表了《走向知识社会》的报告。目前,教科文组织将知识社会相关问题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抓手”。知识社会的测度是其中一个维度。该工作组的主席是牙买加的Fay Durant女士。现在,世界上已有了一批属于或接近于知识社会测度指标的成果,例如,2005年发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机会指数》报告、2005年的《知识社会指数》报告、2006年的《信息通信技术扩散指数》报告、2006年的《数字机会指数》报告,等等。我们在讨论中指出,所有这些报告都有较严重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信息通信技术,好像知识社会与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划等号似的,二是指标的选取比较轻率。我在发言中举例说,《知识社会指数》报告中,为了反映一个社会的“远见性”,采用了四个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是,假如一个国家非常穷,几乎没有工业基础,那当然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低。难道说,这说明这个国家有远见吗?

下午,讨论“信息促进发展方面的优良实践”工作组的方案。在以前本所未能派人出席的一次会议上,我委托替我所参会的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XXX一秘提出了搜集IFAP各成员国“信息促进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的建议,并举了中央电视台7频道“致富经”栏目的例子。IFAP主席、新西兰的Zwimpfer先生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并在他起草的工作组方案草稿中列入了此例。由于是中方提出的建议,Zwimpfer先生要我当这个工作组的主席,20日下午的讨论由我主持。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例子是典型的信息促进发展事例,而IFAP原先资助的一个项目,即意大利Cybion开发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设计、实施与评估方面的优良实践全球数据库”(当天下午用电话会议方式听取了Cybion项目组的汇报)过分重视了数据库的格式和技术特征,而没有花力气搜集数据库条目内容,项目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大家提出,我们这个工作组要强调就信息促进发展方面的经验与心得进行交流,而不要把力气花在项目好坏高低的评估上,因此,用“成功故事”代替“优良实践”的说法也许更有利于经验交流与推广。今后,征集来的成功故事不仅要在成员国之间交流,而且要通过大众媒体向更广的受众进行宣传。

21日上午主席团会议开幕之前,我接受了南非知识社会研究所(该单位受IFAP委托,将对IFAP计划进行评估)一位研究人员的访谈。我提出,教科文组织应当加强与私营机构的合作,“借出”自己的名分以吸引私营机构的捐助。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是值得冒这种风险,即使在合作中发生了不愉快,也不能因噎废食。教科文组织负责信息事务的助理总干事Khan先生出席了主席团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言,他也提到,IFAP必须积极地向私营部门宣传IFAP的重要性,争取获得其资助,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上午的会议上,通过了上一届会议的情况报告,讨论了对于两个未按主席团规定的时间要求付诸实施的项目该如何处置(最后议决:如果到10月底还不采取应有的行动,项目经费全部追回),还议论了今后如何加强IFAP的筹款工作。我在发言时建议,不仅要搜集信息促进发展的成功故事,还要搜集筹集项目经费方面的成功故事。

中午,Khan先生邀请主席团成员用工作午餐,我对他接受本所邀请拟出席本所50周年庆典活动表示衷心感谢,并请他再次确认。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出席我所庆典的日程安排没有变化。

下午,首先由两个工作组主席分别汇报了前一天的讨论成果。在讨论我负责的这个议题时,IFAP秘书处的Plathe先生提出,“成功故事”这个表达方式似乎不大严肃,建议改别的说法。我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story-telling是当代管理学界竭力推崇的沟通方式与领导方式,因此,“成功故事”的表达没有什么不好。然后讨论了主席团的工作方式,Zwimpfer主席要求每位主席团成员要加强与本地区其它IFAP理事会成员国的会下沟通与经常性的联系。接着,主席团就坦桑尼亚捐给IFAP计划的一笔经费的使用进行了讨论,对申请这笔经费的5个项目(都来自非洲国家)进行了资助优先次序的排序。

22日上午,就《走向知识社会》报告中与IFAP宗旨密切相关的6条对策建议(原报告中共有10条对策建议)进行了主题辩论。Khan先生和原IFAP秘书处负责人、今年6月提升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办公室执行主任的Longworth女士都来听了一会儿会,Longworth还作了引导发言。她说,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就谈到了知识的保存与传播,现在教科文倡导“知识社会”的理念是非常有必要的,“知识社会”的内涵也不是“信息社会”所能容纳的。过去,教科文组织长于规范性行动(Normative Action),现在还要在全球政策的制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联合国改革的议题之一,就是强调全球政策与规范性行动之间的连接。她发言后,除了主席和我之外的5位主席团成员,即苏丹代表Osman先生、牙买加Durant女士、奥地利的Schuller先生、匈牙利的Gresicki先生(他一直咳嗽、发烧,我将自己带去的银翘维C丸向他推荐,他当即服用并深表感谢)[1]和法国的Malbert先生分别就6项对策建议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每位主席团成员发言后,又邀请教科文系统其它工作局或其它项目的一位专家进行评论并补充看法。然后是自由发言。我在发言中说,对于建议1(向教育平等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建议(增加社区享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通道),都应特别强调本地内容(Local Content)。中国一些非贫困地区的农民不让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读不起书,而是因为,孩子读了书后,“种田不如他爸,绣花不如他妈”,如果考不上大学,简直就成了一个废人。这与我们采用全国统编教材,不考虑地方特点尤其是农村特点是有关的。原来的建议2说,应鼓励软件设计者和网络接入商制作适应当地文化特点的内容,以促进表达自由。我建议说,除了这一条,还应鼓励他们制作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以促进地方发展。如果没有很好的“本地化内容”,“加强教育投资”说不定起到相反的作用。Zwimpfer主席认为,我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

22日下午的内容比较轻松一些。首先审议了上一届会议提出的行动要点,确定了下一次会议的时间,甚至为2008年理事会全体会议的内容作了初步筹划。然后,秘书处的美佐子女士介绍了IFAP各成员国国家委员会的现状,现有19个国家有IFAP全国委员会且有明确的联系单位,20个国家有全国委员会但是联系单位信息未得到及时更新,故秘书处联系不上,还有4个国家正在酝酿成立全国委员会。她把中国归入第一类,其实我们还没有成立全国委员会,本所只是IFAP的中国国家联络点。目前,俄罗斯IFAP全国委员会的活动最为活跃。然后讨论了一些附加事项。Khan先生出席了闭幕式。开幕式、主题辩论和闭幕式三次都出席,这在Khan先生与IFAP的多年交往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反映了他对该项目的重视和对IFAP现主席的支持。他在闭幕发言中说:我是当过教授的,教授很少给人打A+,可是我要对IFAP现任主席Zwimpfer的工作毫不犹豫地给以A+的评价。

闭幕后,我去驻法使馆科技处与大家就如何搞好调研进行了座谈,他们感到很有收获。晚上,XXX参赞和XXX一秘请我吃饭。至此,这次出访任务顺利完成。

 

[1] 他服用银翘VC片后迅速好转,回国后,给我发邮件表示感谢,夸赞银翘VC片是green magic pill (绿色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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