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饶毅又搞事了

早上起来，发现饶毅教授（校长）在他的小号（《饶议科学》微信号）上发布的《中国科学院目前面临的两个模糊点/难题》（文末附有全文）居然没有10万+，不知饶毅心里该咋想，有点小失落吧？别着急，过一天就到了，或者下次再加油啊！

饶毅有两大志向：做科学家（像施一公），做科学评论者（像方舟子）。稍有逻辑思维的人都知道，这是违反常识，想同时当球员和裁判员啊！普通人不敢想，不敢干，更不敢说。看来只有真理的垄断者才敢有此自信（方舟子语）。

饶毅的学术水平如何，需要在学术场合讨论，虽然搞清楚并不难，包括他的科研经费。

仅从真理垄断者这一起点出发，饶毅确实是个永不停息的搅局者。只是中科院的院士们不信邪，没有接纳他这个网红当院士，导致饶毅和他们割袍断义，以至于连年不断地怪罪起中科院这个东家来，自己情绪不佳时就将其按在地上摩擦起来。

再回到这篇文章，虽然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显然是从泄私愤出发的，自然也就漏洞不少：

1. 大学能搞基础研究，中科院怎么就不能同时搞了？（非黑即白论）

按此逻辑，德国的马普学会是否就应该取消了？北大最近搞起了“新工科”，清华是否该另谋出路了？

大学的基础研究是几人到几十人为团队的。国家实验室定位在几千人规模的重大需求研究。中科院的研究所定位在几百人为团队的研究工作。

世间学问很多，定位不同，目标不同，互相补充，不是互相代替。

2. 中科院真的是太大了吗？拿中科院的研究所和大学的学院相比较，辈分搞错了。中科院是一个系统，和教育部并列；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和大学并列。这点建议去问问组织部门。如此逻辑混乱，相信首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在饶毅的治下一定困惑不少吧？ 

3. 中科院不是空中楼阁，是为国家服务70多年的老机构。一个存在较长的机构，有其优良传统，自然也有其弊端沉疴。因为王晓东的北生所是新建的，施一公的西湖大学也是新建的，所以外界看起来很美。试想，王晓东去管理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施一公是在清华“折腾”，会有这么大的显示度吗？满嘴跑火车容易，做成一件事并不易。

饶毅认为，中国科学院目前面临有两个模糊点/难题。其实，爱思考的忧国忧民者都知道，科学院的问题很多很多，何止两个啊？！说不定有上百个，而且有可能这两个并不是什么重点，不值一提。其他科教机构似乎也有不少问题吧？关键是要从国家全局一盘棋的角度找出主要问题，帮助这个最大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饶毅可以走官方渠道反映自己的高见，发在正规媒体上也可以挣点稿费，而不宜天天混在网络空间寻求粉丝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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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起来，饶毅“山上”的几个朋友确实很牛，他们都是多面手，既是科学家、管理者（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又是直接或间接的企业家（科技创富者）。和他们相比，饶毅显然差了很多。但有一点是值得饶毅骄傲的，那就是做了一个成功的网红！ 

《饶议科学》的有关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pXDNvR888EZxsvh-G8UEng)：

中国科学院目前面临的两个模糊点/难题

长期拥有上百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对中国科学进步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近十几年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科学院没有预计到，更可惜没有相应措施，基本按原轨道扩大，所以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出现了模糊，甚至不能说现在科学院没有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定位：科学院是做什么的？

二是定格：科学院是什么水平？

这两个问题，以前都不是问题，答案都非常清晰：

1）科学院是做科学研究的，以基础科学为主，也做相当量的应用科学，有时参与国家一时最重大的需要（如两弹一星）；

2）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基本是中国科学最高水平。

现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模糊了，有人认为有争议，有人认为可能走入了困境。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共和国前五十年，因为中国经费缺乏，科研经费主要集中于早先的中央研究院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

民国时期，少数外国资助的机构研究条件远优于中央研究院，因为那时中国的整体能够投入科学的条件无法与国外集中投入中国个别机构的资助相比较，即使外国总体投入中国并不多。

2000年之前，无论是中国的高校，还是企业，科研普遍远不如国家科研机构，也就是中国科学院。

1999年北大清华率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科学院同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本质上一样是救穷计划，为了稳定一批年轻人，减少科学人才急剧大规模外流、缓解国内科学界青黄不接。

但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到五年之后，这两个计划逐渐变成真正的发展和建设计划。

这时，大学自然是继续以基础科学为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等。而令人感叹的是：同期科学院也继续按原定位、走原轨道，只是争取更多资源，扩大规模。

如果没有中国大学的科学蓬勃发展，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卡脖子姿态，中国科学院按原轨道未尝不可，继续有大量的与高校学科完全重叠的“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等。

但是，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使基础科学的重心出现移动。

高等学校，自然是“数学系”、“化学系”等教学与研究相匹配的基础系科为主。而一些工科院校也有很多应用研究。

国际上，美国对中国显示的卡脖子姿态让我国上下对前沿技术、应用研究有紧迫感。

我国因此成立了国家实验室。

按国家领导公开宣布的定义“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家队作用”。

那么，国家实验室是应用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科技领军企业是开发和应用。

这样就出现了以上的第一个问题：国家科研机构（首当其冲的中国科学院）定位是什么？

可能就不是非常清楚。任何定位都与以上三方面重叠，只是与谁重叠的多。

如果过去十几年，科学院意识到研究所与高等学校研究方向重叠，而当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重叠时，不可能是高等院校的系科改变定位和目标。

而如果科学院的研究所改变定位（例如变成”能源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等等），就没有必要成立国家实验室。事实上这也是2003年左右科学院反对建立国家实验室的主要理由：科学院就是国家实验室。

但十几年来，科学院继续按原模式，主要是增加了资源、人员和体量。在国家有急切应用需求的时代，成立聚焦于前沿应用的国家实验室，就“师出有名”。

中国科学院，本来还有一个方法：其研究人员和质量高于、远高于高校。

从1950至2000基本事实是：中国科学院确实聚集了全国最高质量的研究力量。

但是，二十年来全国高校不断努力，其研究力量显著提高。

科学院已经不再有人才优势。

在理科人才方面，有两种人才：年资高的和年轻的。科学院在多个学科，都体量很大。例如其生命科学有十几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的规模一般大于高校的一个学院。所以，科学院轻轻松松就可以比高校的质量强。

但是，十几年来，有些高校招聘高质量年资高的科学家方面非常努力，这些人又能挑选和支持优秀的年轻人。

因此，虽然科学院也招聘了很多年轻人才，但招聘年资高的非常少。

科学院从资源到体量本来都比g高校更容易其招聘年资高的教授。

但科学院从院领导层到各所、以及主要教授和研究员，很少费力招聘高年资教授，有些甚至反感（被批评者认为这是王伦做法）。

这样一来，科学院的研究力量今天只是体量大于高校，但质量并不高于高校。如果说有些高校有些院系超过科学院的研究所，恐怕争议并不一定很大。

所以，科学院失去了高质量的优势，在国家科研力量的定位就更为模糊。

在国家实验室成立初期，自然会吸收高校和科学院的人员，正如七十年前科学院吸收高校的顶尖科学院一样。

科学院现在两难：如果不让自己的科研人员加入国家实验室，显得力量不够。如果让自己的人员加入国家实验室，那么最好的人离开后，会弱化科学院。

所以，定位和定格，成为科学院目前的两大难题。

化解这两大难题，让科学院目前集聚的科学力量，为中国发展发挥很好的作用，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新兴的西湖大学，不仅努力招聘年轻的研究人才，而且以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今年超过北大，达到了全国数量第一的、质量优秀的“讲席教授”，欢迎海内外科学家加入施一公领导的、欣欣向荣的、硬件校园刚刚建好的赞新的西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