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邦科技董事长刘葆春30年前在上海读书，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始，他去往深圳，经历了深圳从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向创新创业中心的转变。2002年成立于深圳的卫邦科技， 现已成为国内智能静脉用药配置机器人行业的先行者。公司总部和营销、结算业务去年落户到了上海金桥。政府最近颁发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让刘葆春和他那些做机器人的同行感到振奋，对于上海的创新创业环境，刘葆春有不少期待和建议。最近，在由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和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创中心建设”论坛上，刘葆春真诚地吐露了他的相关心声。

　　“政府对创新企业要有敏感的识别眼光”

　　刘葆春表示，现在申请创新资助的企业非常多，而管理部门懂行的人却不多。“一说起深圳，大家就会想到华为、腾讯、大江、华大基因、中兴等行业领军企业，它们都是深圳的名牌。上海目前来说还缺乏龙头企业，对龙头企业的聚焦能力和支持力，不单纯靠资金或开放市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看到特别优秀的企业或未来有潜力的企业时有眼光和判断力。”刘葆春认为，深圳管理部门的创新敏感度非常高，这与管理人员对行业的了解关系密切。他举例说，卫邦科技刚开始作为一家民营研发型企业是不可能从政府得到资助的。深圳市科创委的一位干部在已经看了2000多个项目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听说卫邦在做智能配药机器人，直觉数字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亲自赶到卫邦考察，又帮助企业与现任的深圳市科创委主任牵线。这位干部个人的再学习能力使他具备了识别项目的眼光。

　　卫邦刚开始做配药机器人项目的时候，有医院拿着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元素去申请基金。后来这个基金的一位评委告诉刘葆春，在评审中，这被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深圳市科创委主任一票否决，他说：“一个医院，做得了配药机器人吗？就算做，最后不过是结一个项目，出几篇论文。”这位主任事后自己派一个处长到卫邦了解情况后，让企业走绿色通道申请基金，卫邦也向政府立了保证在两三年里创造多少利税的军令状。“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深圳的政府办事是有效率的。”刘葆春动情地说。

　　“政府对创新创业的帮扶应该是立体的”

　　刘葆春还指出，上海和深圳支持创新的形式存在差异，政府如果只是给支持政策，而不改变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话，难有明显效果；对龙头企业的聚焦能力和扶持力不单纯是钱和开放市场的问题。据他介绍，华大基因当时在北京落不了脚，但是深圳政府在很多方面提供了支持，把华大留在了深圳。有一次，深圳市长深夜开会，让医院和卫生局必须现场对将怎样支持华大表态。现在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企业，几十亿的融资都是在深圳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实现的。

　　“有时候人们说深圳政府是‘小政府’，但是当看到未来可能成为巨头的企业出现时，它的帮扶是立体式的。”刘葆春说，在深圳，他看到熬夜写方案、思考该怎么做的政府干部比比皆是，很多人完全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上海2013年就把机器人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圳并没有这样的做法。但当深圳政府反应过来以后，它马上制定了包括贷款贴息、政府投资等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措施。“当时我已经把公司的总部迁到了上海，都有点后悔了。从行业的应用和产品的国际化出发，选择上海作为平台是没有错，但目前我们公司主流的研发、文化平台都还留在深圳，我不敢迈出这一步。”刘葆春表示，卫邦面向未来20年的老年经济，希望能在上海腾飞，因此也特别希望上海政府相关部门在对企业的立体帮扶方面能有更多作为，不只是把企业引进来，还能根据企业性质、发展阶段、所从事领域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希望上海的管理部门、各个办事环节能连成一片，简化流程。这实际上对科技管理干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历史条件也造成了上海和深圳的差别”

　　此外，刘葆春认为历史条件也造成了上海和深圳的差别。从卫邦一年来的招聘情况来看，在上海，很难招到一个特别满意的工程师。因为上海的央企、大国企、外企分流了很多工程师，而深圳在这方面就好得多。“那里没有多少外企、大国企，创业公司却很多，主流的工程师大多是去股份制企业和民企，可以说是一个梦想叠加梦想的地方。”刘葆春表示。
　　卫邦科技所有的研发人员都是从深圳招聘的，目前技术研发这一块还是留在深圳，用刘葆春自己的话说，“没有高大上，也没有海归”，但在上海刚结束的医博会上，已经有海外人士表示愿意帮助卫邦开拓海外市场，企业目前已经接到了订单。
　　总部搬到上海后，刘葆春深切地感受到上海没有像深圳那样低成本的创业环境。在浦东，一个工程师住很小的房子，每个月都要1000多元租金，所以他为了留住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位比较优秀的工程师，就让他们跟自己一起住。刘葆春住的是三房一厅，他对搬入的员工说：“你等于是跟刘总一起创业。”“如果我按员工的巨大房贷来给工资，这是很荒唐的，房子要一个人用一辈子的积蓄来购买，那他还怎么创业？”刘葆春感慨，创新企业和大企业不一样。在深圳，很多人完全把公司当成了家。上海的外资企业用工很规范，五险一金比例很高，但工程师缺乏创新和创业的激情。这个城市很时尚、很小资，以至于卫邦的一个主创人员虽然家在上海，还开玩笑说：“上海不能去，太舒服了！”“生态很重要。像创客咖啡那样的空间和活动，在深圳比比皆是，有很多团队会来邀请你参加，上海就不够多。”刘葆春说。

　　这个“一次创业在深圳，二次创业在上海”的人，在被问起如果有第三次创业，会选择哪座城市的时候，有些犹豫，之后调转话题说，祝福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的道路上真正实现城市转型，担当起领头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