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珠峰系列之八（四）：

1975年攀登珠峰天气预报中的风风雨雨

原计划于1967年春22位中国登山家（相当于1967年之前世界上登上珠峰人数总和）登上珠峰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登山队“造反派”认定为所谓“贺龙的黑任务”，于1967年1月被迫取消。

1967年1月28日，我和登山气象组的队友们已经打前站来到西藏定日县，已经可以南望珠峰了。然而，当我们接到国家登山队的“终止攀登珠峰”电报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定日气象站，眺望第三女神，依依不舍，无奈只好挥泪惜别。我望着那蓝天中滚滚翻动的云，那依稀可见的珠穆朗玛峰峰顶，几乎有点疯狂地高喊：“再见，第三女神！”

照片1.从定日远眺珠峰（图中左侧高峰），挥泪告别

1975年春，经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登山队决定再度攀登珠峰，并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同时进行珠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考察队分为地质、气象与环境和高山生理三个专题，我负责气象与环境专题，并兼任登山气象组副组长，参加登山天气预报工作。与此同时，国家测绘总局进行珠峰高程测定。

我真的又和第三女神再见了。1967年没有完成的攀登珠峰任务将在今年春天去完成。

为此，这次再度攀登珠峰一定要按照国际登山界规矩留下记录，同时还要完成包括精确测定珠峰高程在内的科学考察工作。

再度攀登珠峰的政治任务很重。

恰好在1975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气象条件》论文已经拿到了清样，登山队长史占春首先要走了一份。在一次全队动员会上，史队长点了我的名：“小高，你的文章我拜读了，写得不错。”话锋一转，“但是，如果今年的登山天气预报做不好，我拿你是问。”

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如此大的压力。

是年，登山气象预报组组长是刘长秀，我是副组长，预报员有李忠、戴武杰、徐德麟等（照片2）。其中，李忠和我曾经参加了1966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

照片2.登山气象预报组在珠峰大本营（前排左徐德麟/右小戴；后排左起高登义/戴武杰/刘长秀/李忠）

4月初，气象组已经做出今年春天宜于登顶的时段预测：4月下旬和5月中旬。国家登山队据此把登山主力分为两个分队，一分队在4月下旬攀登，二分队在5月中旬攀登。

4月18日，国家体委主任突然电令国家登山队：“据xxxxx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前完成登顶任务。”

命令传来，珠峰大本营沸腾了。

登山队领导开会，传达国家体委主任的电令。虽然有的领导不赞成电报中说的预报结论，但上级命令必须执行。

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体委电令，听取气象组的意见。李忠很有珠峰登山预报经验（照片3），根据他的预报，今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我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论文中（第63页）指出，“珠峰南坡的雨季平均开始于6月上旬到中旬，珠峰北坡的雨季平均开始于7月上旬。”据此，我也不同意电报中所说的预告。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戴武杰、徐德林等也不同意。

照片3.西藏气象局预报员李忠在帐篷内分析天气形势图

在这种错误命令下，登山队领导做出了如下相应的错误决定：将原来两个登顶分队的主力队员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由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任突击队长（照片4），要求一定要在5月7日前登上顶峰。

照片4.攀登顶峰突击队队长邬宗岳

出师不顺

虽然，国家体委主任下的命令中有“据xxxxx预报”八个字，表面看来似乎有所根据，但实践证明这个“命令”是违背珠峰天气气候变化规律的。

延伸阅读：1975年6月，当登山任务完成返京后，我曾经到xxxxx单位去了解，该单位根本没有做过电报中所指的预报。这种不尊重自然规律的恶果必须引以为戒。

4月24日，由邬宗岳带队的登顶突击队在大本营宣誓后，他（她）们从登山队领导手中接过五星红旗和测绘顶峰用的金属三角架“觇标”，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我和登山气象预报组人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目送登顶突击队友离去。

   刚刚把登顶突击队队友们送走，大本营却出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

   在大本营，数十顶军绿色的班棉帐篷整齐地排列成两行，其间是宽约20米的“珠穆朗玛大街”；在大本营最南端的一片开阔地上，由四条钢缆固定住一根近十米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悬挂在顶端，迎风招展。这是中国登山家和科学家们在珠峰北坡工作的一面旗帜，她表示祖国人民在我们心中。登山队每天派两人升旗、降旗，就像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和降旗仪式一样，庄严肃穆。我们都尊敬和热爱这面五星红旗（照片5）。

照片5.在大本营“珠穆朗玛大街”南端，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一群牦牛被惊吓了，它们惊慌地四散奔跑。混乱中，牦牛撞上了拉纤的钢缆，折断了旗杆，五星红旗跌落向下。

登山气象组的帐篷就在旗杆旁边，我们惊奇地目睹了旗杆折断，我们尽快找人把旗杆恢复原状，但我们的心灵上却蒙上了一层阴影：《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预兆是否出现？

当天晚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日记上写了一首“无题”的七言诗：

敲鼓燃炮山共鸣，

牦牛惊恐断主旗。

三国故事不堪想，

但求女神助我行。

     第三女神不执行国家体委的命令

突击队出发了，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我们虽然对国家体委的这分电令持有不同意见，但突击队已经出发，宛如箭已离弦，无法收回。此时的气象组只有专心致志地分析天气图资料，去寻找可能出现好天气的良机，一旦出现，应该紧紧抓住，报告突击队。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违，老天爷似乎偏偏不听国家体委主任的“命令”。就在国家体委主任下达“命令”后的第四天，即4月22日，珠峰出现了宜于攀登顶峰的小风好天气，并一直维持到4月25日。这与我们气象组于3月预报的“4月下旬有一次登顶好天气过程”基本一致。

自4月26日起，直到5月7日，一直都是不宜于登顶的大风坏天。

以邬宗岳为首的突击队英雄们，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仍然竭尽全力向顶峰前进。在这些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疾速地自西向东奔去，宛如“第三女神”在急速挥动哈达，暗示有智的登山者不要向顶峰前进（照片6）。

照片6.珠峰旗云奔驰且旗云尾部下压，表示高空风大于8级，不宜登顶

5月4日，当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海拔8200m高度时，邬宗岳队长为了拍摄好登山队攀登顶峰的过程，解开了“结组绳”，离开了他的登山小组。后来，他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为不影响于5月7日前登顶的任务，他命令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前进，自己一人在后面慢慢跟进。

按常规，在高山行军，必须结成登山小组，否则会有危险。这对于老队员邬宗岳和大平措来说，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但都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为了完成5月7日前的登顶任务，邬宗岳队长和其他队员们分手了。

当晚，大本营收到副队长大平措的报告，16人到达8600m营地，其中有3名女登山队员。当时，我们在绒布寺大本营的队员们都在倾听着，都为此消息而高兴。然而，紧接着又传来另外信息，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

当大本营得知山上的情况后，立刻命令在8600m营地的队员想尽办法为邬宗岳队长照明引路。电筒的电池没有电了，队员用鸭绒背心点火照明，盼望邬队长能够沿着火光来到。

然而，直到5月6日天明，邬队长仍不见踪影。大平措副队长派人返回8100m营地处找寻，只见邬队长的登山包和他使用的摄影机整齐地留在一处悬崖边。队员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还有最后两天了，山上山下的队员们都心急如焚。一方面，大平措受命领导再突击登顶；另一方面，在北坳以下各营地队员们用各种手段去找寻邬队长。

在海拔8600米附近，大风劲吹，几次突击顶峰未成；在北坳以下，各营地全力找寻，仍然不见邬队长踪影。

错失攀登顶峰良机

5月7日下午，根据5月7日08时的500百帕天气形势图，我们气象组预报：自5月8日起，珠峰顶峰高度附近，风力减小到7级以下，宜于登顶。

这一消息，给8600米营地的队员们打了一针兴奋剂。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登山队员王鸿宝同志被大本营任命为新的突击队长，重新组织队员们攀登顶峰。

也许，“第三女神”真的为我国登山队员的精神所感动。从5月8日起，珠峰8～9千米高度的风速减小到7级以下，宜于攀登顶峰。气象组和大本营的队员们都兴高采烈，期盼在海拔8600米附近的登山队员们在好天气条件下登上珠峰顶峰（图1）。

图1.1975年5月2～9日珠峰8、9千米风速变化

然而，一方面，由于攀登珠峰第二台阶的路线图在失踪了的邬队长身上，王鸿宝和队员们找不到越过第二台阶的路线，另一方面，由于山上队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无能力再向上攀登。

就这样，在非常好的登顶天气条件下，在找不到邬宗岳同志的阴影下，5月10日，8600米营地的队员们被迫向山下撤离。

5月8日至10日、5月12至17日，两次难得的攀登珠峰的登顶好天气过程，被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的瞎指挥而白白浪费了。日本女子登山队员田部井淳子正是在第二次好天气过程的倒数第二天，即5月16日，在锡尔巴族人的帮助下从南坡登上了珠峰顶，成为登上珠峰顶的世界第一女性。

自5月10日起，在大本营，我们的广播电台停止了广播，沉闷而忧伤的情绪使得人人忧虑重重：今年春季是否还有登顶好天气出现，我们气象组心中没有数；大本营接近“弹尽粮绝”，今年春季是否还能登上顶峰，登山队领导心中也没有数。邬宗岳同志能否生还，我们的心中更没有信心，因为已经失踪5天了。

           遵循自然规律登顶成功

这不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的党中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立即派出两架军用飞机，从北京出发，满载当时北京最好的新鲜蔬菜和食品直飞西藏日喀则军用机场，再用卡车送到我们的大本营。西藏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中国登山协会主席乔加新等立即率领慰问团赶到大本营慰问演出（照片7）。

照片7.西藏军区文工团在珠峰大本营慰问演出

中央亲切的关怀像一支强心针注入了我们的心，珠峰大本营顿时恢复了生气。

我和气象预报组的队友们抓紧时间，认真分析气象资料，寻找今春登顶的好天气时段；登山队员认真准备登山装备，迎接再次出现登顶的好时机。

5月12日，我们气象组预告：5月25～29日有一次登顶好天气过程，很可能是今年春天的最后一次攀登顶峰的机会（图2）。大本营立即投入到了紧张而满怀希望的准备工作中。

图2.1975年5月18～28日珠峰8、9千米风速变化

登山队根据我们气象组的天气预报，于5月17日离开大本营，向珠峰顶峰前进。

5月27日下午2时，中国登山队抓住最好的一天小风天气（见图2，8、9千米的风速都小于8级），潘多、索南罗布、候生福等9名队员登上了顶峰，在顶峰上紧张工作了近两个小时，完成了拍摄、固定“砚标”、遥测心电图和采集冰雪样、岩石标本等任务；位于珠峰北侧四座海拔6000多米山头的测绘专家们以登山队员们竖立的“砚标”为测绘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完成了测绘珠峰高程的工作,最后计算获得珠峰高程为8848.13米。

1975年珠峰科学考察，我们专题出版了30余万字的《珠穆朗玛峰考察报告气象与环境》专著（照片8）（科学出版社，1980）。

照片8.《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975）气象与环境》专著

从1975年攀登珠峰天气预报中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们：遵循自然规律，攀登珠峰成功；违背自然规律，攀登珠峰失败。

或曰：

气象规律待认识，人与山峰盼和谐。

亲近珠峰法自然，北坡攀登风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