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遵循生命伦理，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命起源是物质世界有序运动与结合的产物，生命运动是自发熵变的进化和适应过程；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依靠系统中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环境等诸多因素之间秩序关系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平衡实现的；个体的正常发育是以基因按照特定时空秩序有序表达为前提的，遗传伦理过程贯穿个体发育以及物种系统发生始终；不论种间或种内，各种生物之间行为表达的伦理秩序均与其进化祖先有关，动物的行为表达秩序同样是漫长生物进化的产物。

有证据表明，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存在于38亿年前。地球上之所以能够产生生命并且演化出智慧与文明，正是宇宙不同结构层次物质漫长演化的结果，而这种演化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并将持续未来，正是由于生命伦理秩序的结果，特别是由于人类祖先遵循这种秩序的客观结果。例如，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古人遵循孔孟之说，在其狩猎过程中对捕猎对象“有所为，有所不为”及佛家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等。

人类在生物进化阶段直至文化进化发生之前，在遵循生命伦理秩序上与其它动物并无二致。即便是人类已经进入了“文化进化”阶段，但亿万年生物进化遗留在我们遗传信息（包括基因遗传信息和表观遗传信息）中的“印迹”依然以其原始的伦理秩序继续履行其功能。人类在生老病死、环境适应、传宗接代、血缘亲情、衣食住行、健康养生、心理平衡、行为表达等诸多方面依然与生命伦理秩序息息相通。

然而，当经历了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形成了独特“文化属性”时，人类在遵循生命伦理秩序上开始大打折扣，人类行为在诸多方面与千百万年进化形成的生命伦理背道而驰。例如：与死亡率下降相关的人口增长及老龄化，打破了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自然伦理关系；人类在衣食住行上的穷奢极欲背离了其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长发育和日常习性的伦理秩序，致使其健康受损和自然资源的失衡；农作物品种大面积单一化种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分布，诱发病虫害大规模集中发生并导致农药化肥用量暴增，造成环境污染；数倍于实际需求的养殖业造成粪便横流、兽药泛滥和水土污染，环境伦理荡然无存。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重大疫情，不仅对人类健康与生命造成威胁，同时，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鼠疫的多次发生为例，公元6世纪的第一次鼠疫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死亡近一万人；发生于14世纪历史上称为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持续了近300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1855年始发于云南，后爆发于广东（1894年）的第三次鼠疫波及亚、欧、美、和非洲60多个国家，持续近100年，上千万人死亡。黑死病疫情改变了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并间接促进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并由此带来了人类医学研究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变革。2003年的SARS和2020年这次新冠肺炎（COVID-19）的发生既是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提出挑战，也是我国医学研究与应用良好发展的历史契机，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反思以往的所作所为，重新认识遵循生命伦理秩序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性的良好机会。

反思过去，人类文化进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对瘟疫的不断出现是否“难辞其咎”呢？答案是肯定的。杀虫灭菌剂和抗生素的滥用、过度检验与医疗、食品添加剂超标、养殖业污染失控等众多因素已经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而这些选择条件的改变有许多可能引起病原微生物产生新的变异，这些变异极有可能是导致疫情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伦理秩序造就了生命世界，所有物种必须遵循生命伦理，人类概概莫能外。然而，人类的文化进化总是在不断的挑战生命伦理秩序，使得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共处。正如在这次疫情中有人所调侃的：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在笼子，今年春节，动物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笼子。可见，遵循生命伦理，与自然和谐共处，是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缓解的基础，也是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的基础。

(待续）本文应约于2020年2月发表在《生命科学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