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不宜将儒学设为一级学科

记得2007年就有学校拟提交申请，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立专门的国学学位，下设经学、子学等七个二级学科。此举曾引起学界热议，持异议或非议者不少。当时笔者曾撰文指出，设立国学学位是不适当的，因为此举就是意味着同时在现有学科体系中增设国学学科，如此，诸如本属于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之类的二级学科当作如何处理？如果把作为中国文化之核心的中国哲学都排除在国学之外，其国学还配称国学吗？反之，如果把中国哲学归入国学学科，则相应地就得把中国哲学排除在哲学学科之外，如此不但哲学学科在内容上不完整，而且中国的哲学学科居然都不包括中国哲学内在，这如何能说得过去？岂不是笑话一桩？！……（参见拙文：《设立国学学位不可取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do=blog&id=9414&mod=space&uid=126）

最近又有一些学者建议将儒学设为一级学科，对此，我的看法与九年前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将儒学设为一级学科是不合适的。

首先，原本属于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二级学科当作如何处理呢？因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的关系，即中国哲学中有属于儒学的内容，儒学中有属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如果在现有学科体系中增设儒学一级学科，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儒学与哲学（当然包括中国哲学）两个一级学科之间因内容上互相交叉所必然导致的内容互相重复的现象，反之，要避免这种重复现象，则要么将儒学中的中国哲学内容排除在儒学之外，要么将中国哲学中的儒学内容排除在中国哲学之外，但是，如果把中国哲学排除在儒学之外，儒学如何还配称为儒学呢？反之，如果把儒学排除在中国哲学之外，中国哲学又如何能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呢？

其次，“儒学”是指儒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和与此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以及表达作为这些活动的精神成果的儒家经论和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但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只是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十家九流”之一，到了儒、释、道三家之学互相鼎立的时代（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只是这三家之学之一种而已，及至儒、释、道三家之学互相合流与融合的时代（主要是宋元明清时期），此三家之学到底是合于儒学，还是合于道学，抑或合于佛学，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考量是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的，未必只能得出它们是合于儒学的结论。学界通常视宋明理学为儒、释、道合流与融合的产物并且被当作一种新儒学来看待，但是，认为宋明理学是一种新儒学，这也只是从儒学发展史角度来看是如此，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例如从道学发展史角度来看，宋明理学也未尝不可以被当作一种新道学来看待，这就像魏晋玄学既可以被当作一种“儒道兼综”的新儒学来看待，也可以被当作一种“道儒兼综”的新道学来看待一样。因此，从中国学术史角度来看，将儒学设为一级学科，这明显是贬抑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十家九流”中墨家之学、法家之学等其他学派的学术，贬抑魏晋以后的道学与佛学，有“独尊儒学”之嫌，照此办理，则既不利于全面系统地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研究，也不利于全面准确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将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的建议者固然没有像“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那样公开明确地呼吁“中国必须再儒化”，但在客观上和实际效果上看，前者的建议和后者的呼吁已然形成一种彼此互相响应、互相配合的“复儒思潮”。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

……若“复兴儒家思想”就是“复活儒家思想”，则持该主张的一个逻辑前提显然就是肯定如今儒家思想已然“死亡”而“不在世间”。这个“死亡”或“不在世间”，当然不是自然生命消逝意义上的去世，即不是指儒家思想不复存在，而是指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不再起任何作用了。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

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提出该主张本身就表明：儒家思想至少对这批人是起了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还是如此重大，以至于使这批生活在现代的人都被或多或少的“儒化”了。这种“儒化”适足以证明，儒家思想在现世生活中仍有其相当大的现实影响力，就是说，它仍然“活在世间”而尚未“死亡”，而不管其“生活”的具体状况是怎样的。

因此，如果说“复兴儒家思想”就是意味着“复活儒家思想”的话，那么，“复兴儒家思想”的主张所赖以立论的逻辑前提何在呢？显然，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前提！

若“复兴儒家思想”就是“复盛儒家思想”，则持该主张的一个逻辑前提显然就是肯定如今儒家思想已然“衰败”或“衰朽”了。应该说，这个前提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是成立的，如今儒家思想确实已然“衰败”或“衰朽”了，虽然它在现世生活中仍有其相当大的现实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当其盛期之时那样，曾为中国统治阶级所信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使得举国上下都要受其思想的支配，而只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仅仅支配着很少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的一种思想了。显然，这部分中国人的代表，就是那些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学人。这批学人，不满于儒家思想的现状，而希望并主张且致力于使它“复兴”——“复盛”，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

姑且不论儒家思想应不应该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只来讨论这种思想是否有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的可能——假使连这种可能都不存在，其“应不应该”的问题就绝不是一个真问题。

我认为，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那是不可能的。

从意识生成史角度看，意识（包括作为其物质外壳的语言）原是适应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亦即它生来就是服务于社会交往的，故其性质、内容、形式等等，都是由社会交往决定的。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历史性决定了服务它的意识同样不能不具有历史性，亦即不能不受社会交往所赖以开展的时空条件与物质条件的制约，以及由这些客观条件所规定的社会交往本身的形式与内容及其本质的限制。故社会交往的发展决定了其交往主体的意识的发展。换言之，社会交往主体不同，其意识也就不同。

作为社会交往主体的人，其本质就是社会关系，其意识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以这种社会关系为转移的第二性的东西。当今中国的社会关系，从经济上说，从其发展必然趋势上说，就是正在迅速形成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无不是而且也应当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本质上应当是也只能是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

然则，产生和发展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它有可能成为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吗？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呢？难道不可以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吗？只要改造得好，它不就可以转化成能够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了么？！也许，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姑且承认其主意合理可行吧！

然而，按照这个主意，则所谓对儒家思想的“复兴”（“复盛”），也就应该说成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才行了。既是如此，也就大可不必在名词上去绕圈子，何必要讲什么“复兴”呢？干脆直接讲“改造”就行了！

然而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其意思恐怕并不是主张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因为这样的主张是谁都可以接受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语）。整个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有待于人去加以改造的。儒家思想当然也有待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的改造。如果主张“复兴儒家思想”的人，其本意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等于说，他们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早已烂熟于吾人之心的常识罢了。如此去理解或猜度他们的旨意，那便无异于说，他们原不过是一些善于通过玩弄文字把戏而将普通常识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他们自己思想的新发明来“忽悠”世人的“文字戏法家”罢了！

所以，与其相信他们的本意是要改造儒家思想，宁可相信他们是要“复盛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这个主张可能包含这样两层意思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层意思： 一是现行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应该被抛弃，并且应该让儒家思想而不是其它什么思想来取而代之；二是，中国不应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抑或其它什么经济，而是应当努力使中国社会复归到自然经济时代，而儒家思想正是切合且最为切合自然经济时代之需的思想。无论是其中那一层意思，在我看来，它们都是迂腐而不合时宜的。

——拙文：《“复儒”与“反儒”皆非合宜之论》，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6-1336.html

最后，简要地阐明笔者对于儒学的态度。

儒学创始于孔子。孔子的思想，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所崇奉，其与中华精神文明的发展史，联成一体，无可分割。所以，我是反对“反儒(孔)”的。“反孔”，决不意味着仅仅是反对孔子这个人，而是意味着否定几千年中华精神文明史，意味着与这几千年中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精神文明对着干！如此“反孔”之人，绝对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胆敢如此妄为者，除了“文革”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派”，便是其“造反派”的嫡传子孙！

但是,中华精神文明绝没有终结，它永远在与时俱进，也应当与时俱进，以进一步发展自己。新的时代有新的时代精神。今天的时代精神，当然不同于古时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也是反对“复儒（孔）”的。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需要我们这代人自己去探索其应对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的，不应也决不能乞求于老祖宗的亡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

“复儒”，看起来似乎是尊孔，其实恰恰有悖于孔子之道！因为，孔子曾明确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若把儒家孔子思想比作“鬼神”的话，则按孔子思想，无疑当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既“敬儒（孔）”，又“远儒（孔）”。这里“远之”的意思，就是“敬儒（孔）”者要有自己区别和独立于“儒（孔）”的新思想，换言之，就是应当进行其思想文化创新活动。 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逾矩”，其直接意义乃在于不违周公所制之“礼”，其间接意义则在于“敬周公”；而“从心所欲”则意味着孔子对周公的态度，是“敬周公而远之”——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从事其思想文化创造活动。 事实上，孔子的“仁”就是他在承继周公之“礼”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文化创新的产物。孔子“仁”的思想和哲学，岂是当初“制礼作乐”的周公所本有者哉！ 故作为孔子之道的传承者，欲尊其道，则必不当“复儒（孔）”也。 《易传》曰：“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孔子之道亦然，它也是“屡迁”的，亦即应当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而加以必要的变革，以适于变化着的人情物理。 孔子何尝教我们后人“复（兴）”其“儒（学）”哉！ 那些自我标榜“尊孔”的“复儒”者，其于孔子思想，盖仅得其粗而遗其精，实乃大违孔子之道！

科技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是决定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靠复兴儒学、国学，而是靠对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