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孟津老师提出的“自在性”话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655424.html）

依我看，自在与不自在是人面对新环境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自我感觉及其行为表现。具体地说，自在是由于适应新环境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及其行为表现，不自在是由于不适应新环境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及其行为表现。因此，自在与否，是取决于对新环境的适应与否；自在性的大小，是取决于对新环境适应能力的强弱。

一般说来，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环境，是人适应环境的特殊方式。故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本质上是人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面对的是自然环境，它就是生产能力；如果面对的是社会环境，它就是处世能力；如果面对的是文化环境，它就是思想能力。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所谓“劳心者”，他们一般是不直接参加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的，所以对这些“劳心者”来说，其适应环境的能力，通常只是表现在处世能力和思想能力两个方面。由于处世能力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培养起来的，所以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来说，他们的处世能力通常是低于一般人的，其能力指数接近于零。也因为这些书生的社会交往极为有限，其思想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因为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封闭性精神活动，而是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才能进行的开放性精神活动，这种开放的精神活动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情况下是无法开展起来的，所以，书生的思想充其量只是“读贤圣书”时孤独面对书本所进行的脱离实际生活内容的冥思苦想，其思想能力本质上是天性决定的想象能力。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书生也是带有书生气或书生气浓重者，所以，他们从处世能力到思想能力都相当低下，也就是说，他们对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都很差，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他们自我感觉到很不自在和在行为表现上显得很不自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现代知识分子当以科学家为代表，因为他们除了要面对一般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还要面对特定的自然环境来进行相应的科学实验，所以，对科学家来说，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只是表现在处世能力和思想能力上，还表现在生产能力上，而且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产能力上——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生产能力主要显现在其知识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成绩上：其转化成绩越大，其生产能力的显示度就越强；其转化成绩越小，其生产能力的显示度就越弱。

对于其知识成果无法直接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基础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与人文学科的学者一样，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只能是从其处世能力和思想能力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应当像直接参加科学实验的科学家那样去参加类似科学实验的社会交往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形式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处世能力和思想能力。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在，主要是这部分学者的不自在，其根源于还在于他们未脱传统的“书生气”——只参加有限的社会交往，不是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即处世能力）和主动地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交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交往范围的扩展，反之，交往能力的低下则影响到交往范围的扩展；有限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范围必然会影响到与他人的信息交流，从而降低自己思想的开放度与活跃度，如此自然难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除此以外，有些学者又不是为了提高自己创造社会所必需的精神财富的思想能力而参加社会交往，而是把参加社会交往、锻炼社会交往能力和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样一来，他们作为俗人的处世能力可能因此得到提高，然其作为学者创造社会所必需的精神财富的思想能力则必然因此而一落千丈。

因此，对一般的科学家来说，他们要使自己活得自在，就必须树立为提高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而从事科学实验的生产性科研观，在此观念支配下努力提高自己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的显示度；对于部分科学家和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他们要使自己活得自在，就必须树立为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而开展以知识信息交流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交往的认知性交往观，在此观念支配下努力提高自己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知识信息资源的认知交往能力（或曰信息处置能力）和创造社会所必需的精神财富的思想能力（或曰信息重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