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是人生所不可或缺其一的。现实的人生，不管在其自觉的意识里是否有宗教信仰，这种信仰都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不是凭其生物本能而是在其精神支配下生活着的，所以人要持续而清醒地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更好。这就是说，一个清醒的人，必须在有希望的状态下，才会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愿意；反之，一个绝望了的人，也就是失去了继续生活的意愿的人。但是，我们怎样能知道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更好呢？科学是无法证明这一点的，因为科学不可能搜集到这样的充分证据，由此可以准确推断出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更好。

 

科学是揭示客观规律的，根据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可以推断未来某个事件的发生或某种现象的出现，但是人生美好的希望却不是依据客观规律所能推断出来的，这种希望所依据的是人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属于科学范畴，而是属于宗教范畴，因为根据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所推断未来必定发生的某个事件或出现的某种现象，人们加以价值判断的根据是也只能是它们与他们现在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它们与他们未来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无法确切地预见他们未来究竟需要什么。

 

如果一定要对科学范畴内未来必定发生的某个事件或出现的某种现象做出某种价值预测，这种预测也决不属于科学预测，而是属于《周易》占卦以卜吉凶之类的宗教预测。因此，唯有宗教才能使人们相信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更好，从而也唯有宗教才能使一个清醒的人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意愿，而不管这种宗教是人们自觉地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

 

相信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更好，这种信念是属于宗教范畴的信念，是人乐于且勇于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没有或失去这种信念，人就会掉进绝望的深渊，而人虽可忍受短暂的绝望，却决不可能长期生活在绝望中。在人出现绝望之情时，他（她）就需要宗教的慰藉，否则他就会变得疯狂起来。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当某个人因其生活遭遇严重挫折而“想不开”（即生起绝望之情）时，其亲友一般都会从旁去“开导”他（她），这种“开导”是十分必要的，但此时他（她）所需要的“开导”决不是给他（她）讲一堂科学知识或科学道理的课，而是给他（她）讲一些令其心灵得到慰藉的话，这类话其实是以无解为解的宗教之语。

 

人处在绝望中时，即使他（她）仍有理性，此刻其理性也决不需要什么科学道理，如果此时科学道理能解决他（她）的问题，那末，此刻的他（她）就仅仅是陷入了知识上的困境，而并不是陷入了绝望。人之所以陷入绝望，不是因为他（她）遇到了知识上的问题，而是遇到了价值上的问题，所以此时的他（她）所需要的是价值的开导，这种开导无非就是让他（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即相信明天或未来比今天或现在好！

 

宗教问题其实是属于人生价值范畴的问题。所谓人生价值，也就是人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一旦被纳入科学范畴，则人生价值就不再是人生价值，而是成为了物生价值。物生价值是具体价值，即具体的物能否满足具体的人的需要的关系，以及某人或某些人能否满足他人或另一些人的需要的关系。人生价值则不是具体价值，而是普遍价值，即普遍的人（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人）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决不是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与非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非现实的人是现实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故前者也可以说是抽象的目的之人，现实的人只是在与这个抽象的目的之人的关系中才有价值可言。

 

那末，为现实的人所追求的目的之人是谁呢？这个目的之人就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异化——在西方也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在中国也就是儒教的“圣人”。

 

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儒教的“圣人”在形式上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实质上无论是“上帝”还是“圣人”都是现实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是抽象的目的之人。作为抽象的目的之人，“上帝”与“圣人”的共同点就是其道德上的完善性或至善性——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上帝”是“纯粹的、属天的、无罪的人”（见《基督教的本质》）; 用孔子的话来说，“圣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见《论语·雍也》）。

 

从表面上看，似乎基督教的“上帝”作为“纯粹的、属天的、无罪的人”是具有超越性的，而儒教的“圣人”作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则不具有超越性，然而其实儒教的“圣人”永远是现实的人所可望而不可即的，虽然孟子声称“圣人与我同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儒教从不认为现实世界中有什么“圣人”，孔孟心目中的“圣人”都生活在远古的神话时代，所谓“尧舜”之类。而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也不过是鼓励人们归依“尧舜”，树立起追求“圣人”的信念罢了，他未尝真的认为现实的人是能够达到“圣人”境界的，充其量他只是声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王者”也许可以被视同于“圣人”，但却要五百年才会出一个这样的“王者”，何况他所说的“必”也完全是一种主观断定，实际上只有“天”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出现“王者”。所以，儒教的“圣人”只是看起来具有世俗性，其实是具有超越性——“圣人”也是如“上帝”一般的至善者。

 

如果说孔子是儒教的创立者，他为中国人确立了“圣人”偶像，让人们以“圣人”为目标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那末，从孟子开始，孔子则被儒教徒视为“圣人”下凡（犹如耶稣出世一般），从而把孔子奉为崇拜的偶像，即所谓“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教是继商代“帝”崇拜和周代“天”崇拜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宗教——“圣人”崇拜。这种新宗教是对周代“天”崇拜的一种扬弃，它仍然蕴含着“天”崇拜，只是“天”被化身为“圣人”了，而到了孟子之后，“圣人”又被进一步化身为孔子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孔子是一位历史人物，但这只是科学的历史观点，而儒教又何尝是以科学的历史观点来看待孔子的呢？儒教压根儿就是把孔子视为“圣人”，视为“天”的化身，至善的象征，是要人们去加以崇拜的宗教偶像的，也因其如此，才有孔庙之设和祭孔之礼。

 

对至善的追求，是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儒教的共同特点。现实的人因其心中有了至善的目标去追求，他才感受到人活着的意义，从而才获得其人生价值。

 

儒教自汉代起一直都成为中国的国教，虽然自两汉之际起更逐渐地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儒教作为中国正宗的国教地位从未真正动摇过（除梁武帝曾宣布佛教为国教以外）。即使是到了上世纪初叶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孔家店”也并未真的立马就被打倒了。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家店”才是真的被打倒了。但是“孔家店”一倒，“马家店”就开张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它的宗教化过程，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被奉为至善的“圣人”，到了“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圣人”更被进一步化身为“四个伟大”的毛主席——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是至善的象征，中国人因其心中有了毛主席这一偶像而去追求至善，于是便感受到自己活着的意义，从而获得其人生价值。所以“文革”期间虽然生活贫困，但人人都觉得活着很有劲——除了那些心中没有毛主席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毛主席作为至善的偶像被打破了，于是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安，如今更变得“六神无主”了，与之相应，党风、官风、民风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中国人心中缺乏了宗教偶像而不再有至善的追求，人们越来越崇拜金钱，但也越来越感到金钱不是象“上帝”一样万能，所以即使腰缠万贯也仍然不觉得活着有多少意义，中国人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空虚了。但是，人的精神是不能长期处于空虚状态的，于是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越来越多。然而，至今中国人中仍然有许多人缺乏宗教信仰，其中最缺其信仰的就是至今仍拒斥有神论或宗教信仰的那些人——他们因其心中毫无信仰而没有至善的目标可以追求，于是只能以各种疯狂的行为（如大肆贪污，嗜赌如命，甚或草菅人命的行凶之类）来填补其精神的虚空。

 

人生在世是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至善目标的追求的，否则便无以获得其人生价值，从而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从而就会变得行为疯狂而不可理喻。但是在科学范畴内，至善是不存在的。至善的观念决不是科学的观念，所以追求科学真理并不具有追求至善的意义，因而也并不具有追求人生价值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连牛顿这样的科学大师也信仰宗教的人生原因。

 

当然，人生也可以没有任何信仰，然而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其实不过是极端自恋的表现罢了。这种自恋就是把自己当作至善者来看待，从而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值得别人或众人来崇拜的，也因为如此，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以对他们进行任何的批评或指责，而唯有他们才有权利去要求别人该如何如何或不该如何如何。凡有这种自恋意识的人，其权力欲望都格外的强烈，因为只有手中掌握了权力，他们才有机会和能力把自己打扮成至善者的形象，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来让（迫使）别人来崇拜（吹捧）他们。这些人的人生价值并不通过自己对至善的追求来获得，而是通过自己被别人当作至善者来追求而获得，在这种关系中，似乎他们是人生价值的源泉，而其他人都是由于他们才获得其人生价值的，而实际上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价值根本就不是人生价值，而是物生价值，他们不过是物生价值的源泉！

 

后记：本文只是对宗教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讨，所以作如此探讨，是自以为我国长期以来对宗教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以至于不知宗教到底对于人生有何意义。事实上，我至今也仍不真知其意义，只是想要弄清楚它的意义，这才有类似于此的文章（我此前也曾写过若干篇关于宗教的文章），然而包括本文在内的这些文章仅属“砖家”之文，如此而已。其实对我而言，写这类文章不过是对我自己人生的一种反省和反思。都活到五十岁了，却感到人生在世究竟有何意义仍心中无数，故亟欲探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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