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勤奋异常的，至少决不比西方人差，但为什么西方的知识是如此发达？而相对地中国的知识是如此落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自古至今有逻辑且自觉地加以运用，而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

逻辑是个人思维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一个族群有了逻辑，就是意味着该族群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该族群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了；反之，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某个群族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该群族的整体思维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意义是在于它能起到管理族群思维的作用。

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管理作用是属于思维控制作用。逻辑规则就是族群思维管理中的控制标准，它是对族群个体的具体思维行为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因而是实现对族群思维的有效控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就无法达到对族群思维的控制目的，亦即无以实现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现实地形成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具有决定意义，若缺乏逻辑，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即使有也等于无，因为它不可能实现。

一个缺乏逻辑的族群，其各个个体的思维行为必然是散乱的，从而其依赖于思维的知识创造活动也不能以秩然有序的群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以杂乱无章的个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从族群思维进化角度看，显然，秩然有序的群体思维行为是有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反之，杂乱无章的个体思维行为是不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因为前者的整体思维效率高，后者的整体思维效率低。一个族群的整体思维效率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该族群的知识创造力的强弱。其整体思维效率较高，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强；反之，其整体思维效率较低，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弱。

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其思维是习惯性地依靠个人的经验与直觉，相应地，其思维过程中所做的判断是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

经验判断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积累，各人经验的丰富程度不一，其经验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经验较丰富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经验较欠缺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通常老人的经验较丰富，故中国人惯于听信老人的经验判断。俗语有云：“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这正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经验判断的思维传统。

直觉判断则依赖于个人天赋的悟性，各人天赋高低程度不同，其直觉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天赋较高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天赋较低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天赋最高的人就是孔子所谓“生而知之”、孟子所谓“先知先觉”的圣人，于是便有“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和注疏“圣人之言”的经学传统，这都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

缺乏逻辑而崇尚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使得作为一个族群的中国人的知识创造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圣人。

老人依据其丰富经验所创造的知识是中青年所难以体会其真意的，所以只能将信将疑地盲目听信“老人言”。圣人依赖其天赋高才所创造的知识又是天赋较低的普通人所难以领悟的，所以只能是“畏圣人之言”抑或主观地注解“圣人之言”。

这样，在老人与中青年之间和圣人与常人之间，其知识实际上是缺乏统一标准的，并且因其缺乏统一标准，他们之间并不能真正达到其知识的共享，在理性层面上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只能由“圣明”的帝王或由帝王授权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这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传统所必然造成的知识发展状态。

自近代严复以来，西方逻辑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逻辑学从来只是少数学者研究的学问，它在学界的普及程度向来极低，至今中国大学里只有极个别专业开设逻辑课程，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普遍不具有自觉的逻辑思维，实际上仍然主要只能依靠经验和直觉来进行思维，从而在相对封闭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仍然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伟人，在现实社会中则只能由“伟大领袖”或由“伟大领袖”所信任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而在相对开放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则高度依赖于西方，中国学者是“言必称西方”——“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老话实际变成了“不听西人言，吃苦在眼前”；“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则实际变成了“畏西圣之言”的新教，从而中国学者就像中国传统的经学家那样也只是对“西圣之言”做些注解工作，诸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注马（克思）经”、自然科学领域的“注牛（顿）经”、“注爱（因斯坦）经”之类——至今中国学者何尝有过自造的“经”了呢？可怜啊，连一本“正经”都没有啊！为什么？ 因为中国至今都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思维传统，又怎能自造出可以被大家所共享的知识之“经”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