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今早起，餐后即坐于电脑之前，想写些什么，却又举棋不定。犹豫之间，忽闻窗外起雨声，遂临窗静听，这是秋后的苏州常可听到的声音——淅沥沥，淅沥沥……。

 

虽非诗人，然以中秋之节，听着秋雨之声，亦未免心生秋韵之美感。

 

秋韵之美，本无以言喻，唯有心感而体之。然尚智之人，性好思索，遂以自问：吾人以秋韵为美，而西人亦然否？复自答曰：彼无中秋之节，焉有赏秋之习?秋韵之美，盖吾华夏所独尚，周边邻国即有过中秋之节者，大概也是受吾华夏文明的影响，且或仅习得其外在节文，而未尝体得其内在神韵。

 

华夏文明，何以特尚秋韵之美，而每逢中秋，必万民同庆？

 

中秋节的实用意义

 

据考，“中秋”一词初见于《周礼》，其本义指秋之中，即三秋（孟秋、仲秋、季秋）之仲秋也。而仲秋之中，则为八月十五，是为秋季正中之日。

 

据《唐书.太宗记》“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记载，至迟在唐太宗时，已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缘何特定其为节日？

 

按中国民俗，除非禁忌之节（如寒日节之类），一般的过节，其意皆在于庆祝。过中秋之节，其初意亦当在庆祝。然而，中秋之日，有何可庆可祝之处？

 

有学者考证，《魏书》礼志一记载：“（帝）秋分祭月，用白羊一。”此习后来发展为中秋节庆祝丰收。（参见刘云、石梁：《节日趣闻》，湖南出版社，1991）

 

然而，中秋既与祭月相系，其习俗当属祭祀范畴，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一种礼俗仪式。故最初过中秋，其意似不在庆当年之丰收，是预祝来年的丰收。祭月过中秋之实用意义，或当作如是观。

 

中秋节的美学意义

 

然而，我这里想要探讨的是祭月过中秋的美学意义。在美学意义上，祭月过中秋在形式上表现为中秋赏月。

 

据宋.朱翌《曲消旧闻》说：“中秋玩月，不知起于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朱翌所说杜诗，当指杜甫（712--770）的《八月十五夜月》：“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但此诗之流传远不如李白(701—762)的《静夜思》来得广泛而久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乃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而妇孺皆知之诗。

 

不过，从杜诗中提及“归心”、“攀桂”、“白兔”，可知其时的人们，特别是文人墨客的中秋赏月，已与民间流传已久的关于嫦蛾奔月、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联系中，李诗所谓的“望明月”、“思故乡”，就可以被理解为其中也蕴含中秋之日后羿“望明月”而嫦蛾“思故乡”的神话意义。

 

神话意义上的中秋赏月，乃意味着幻想此日转爱别离之悲运为爱相会之幸运也——唐末诗人殷文圭《八月十五夜》所谓“万里无云境九洲，最团圆夜是中秋”，即直指中秋之夜为团圆夜。如此，中秋赏月就具有了一种审美意义：欣赏悲剧，一种发生于后羿与嫦蛾之间的中国式悲剧。

 

中国式悲剧的特点在于：主人公遭遇了不幸的现实命运，而这种悲运到了一定时日，是可以发生逆转的，哪怕逆转而成的幸运不过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这类悲剧，还在另一古老神话中出现，那就是牛朗织女的故事——其“七七”鹊桥相会，颇似后羿与嫦蛾在中秋之夜借助于月光而团圆，尽管看起来其相聚有空间意义上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到其爱别离之后象征性的重新团聚之意。

 

如果说上述两个神话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的话，那末，这种差异就在于其主人公重新团聚的季节不同：鹊桥相会是在季夏的七月初七，月光团圆是在仲秋的八月十五。

 

按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及天人感应论的观点，春、夏两季属阳，秋、冬两季属阴。而属阳的春、夏分别为天之喜气、乐气的表现；属阴的秋、冬则分别为天之怒气、哀气的表现。故季夏之天，其乐气未消，是天乐则人可无忧也。是以鹊桥相会，堪称无忧之会。中秋则正当天怒之时，天怒则人愁也。故月光团圆可谓有愁之聚焉。

 

如是，从其悲剧效果看，月光团圆显然更具悲剧气氛。从审美角度看，中秋赏月者不只是可以通过对后羿嫦蛾悲剧的联想和对自己与所思念的亲人团圆的幻想而感受到美意和快乐，更可在置身于孤月秋声的环境中达到当下自然情景与自我心境的冥合——这种自我心境就是因思念与自己爱别离的亲人而产生的自感孤寂和相信对方同样感到孤寂的情思，并在这天人冥合之境中获得美的享受。

 

因此，中秋赏月具有双重的美学意蕴：月光团圆的悲剧意识和以秋为悲的悲秋情结。

 

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以“梁祝”为例

 

月光团圆的悲剧意识是中国式的悲剧意识，它与西方式的悲剧意识有根本的区别：

 

按照A．N．怀特海对古希腊悲剧的理解，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都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但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不过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其悲剧命运乃是一种自然秩序；（参见怀特海：《科学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国的悲剧意识，则恰恰是把悲剧的本质理解为人生现实命运的不幸遭遇。这种遭遇，并非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命”），而是一种可以回避的偶然性（“运”），亦即不是不幸者的“命”不好，而是其“运”不佳。因此，这种悲运应该也必定会是“时来运转”的，也就是说，它是一时性的或暂时性的，一旦“时来运转”，就会逆转成幸运。

 

中国最负盛名的悲剧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时运”性的悲剧观念，尽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不幸没有在其生前发生“时来运转”，却在其死后发生了“时来运转”——化为双蝶而终于幸运地结合到了一起！《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所以会受到中国审美者普遍的偏爱，是因为这个悲剧作品所包含的悲剧意识最切合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所普遍具有的悲剧意识，所以它最能引起中国审美者的共鸣。

 

中国式的悲剧意识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关于现实与理想、命运与结局的独特观念，这种观念在看待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就是以现实为悲，理想为美；在看待命运与结局的关系上，就是以命运为悲，结局为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们，虽处悲惨现实之境，却心怀美好理想的追求；虽遭悲惨命运之遇，却心存完美结局的憧憬。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待人生的乐观精神和乐观态度。

 

但是，中国人在生活中的乐观精神和乐观态度，又总是和他们的悲惨现实与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这种无悲不成乐的关系所表明的是，中国人向以自己的现实命运为悲，这乃是一种厌世的观念！只是中国人的厌世不同于西方人的厌世：西方人的厌世是因厌世而有主观地超越世俗的信仰，并在这种超越性的主观信仰的支配下去追求超世的天国生活；中国人的厌世则是因厌世而有主观地改变现实命运的信念，并在这种主观信念的支配去追求美妙的理想生活。要之，西方人的厌世是厌尘俗之世，中国人的厌世是厌时运之世。这是两种不同的厌世观。

 

中国艺术中的悲秋情结——以“苏园”为例

 

由于中国人普遍的厌世（厌时运之世）而心中无不具有悲情，带着这种悲情来感受自然界，则独感秋景之可悲。屈原《楚辞.九辩》即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叹。其所叹之“悲”，既是指秋气流行季节自然万物之悲状而言，也是指人有感于自然万物之悲状和与之相似的其自身命运中不幸的遭遇而生起的悲情而言。

 

《楚辞.九辩》描述秋季万物之悲状：“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痈痈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面对如此悲状，屈原油然生起了“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的悲秋之情。

 

与屈原相类的悲秋之情，在宋.欧阳修的《秋声赋》中也显而易见：“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憟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此外，欧阳修还提出了“物既老而悲伤”等秋之可悲的理由。

 

中国人所特有的以秋为悲的悲秋情结，深刻地影响了其艺术追求与审美情趣，以中国传统艺术之精要者诗画而论，诗人之所以最喜作秋韵之诗，画家之所以最喜作秋韵之画，这正与诗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和鉴赏诗画者的审美情趣有内在而密切的联系，就后者来说，这类诗画最合其审美之情趣。

 

在园林艺术方面，也具有与诗画同样的志与情。作为苏州园林之经典的拙政园，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拙政园原址系唐代诗人陆龟蒙之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宏）寺，至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由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借用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句取园名，暗喻仕途失意之园主不能从政于朝廷而只能从“政”于园林了。

 

拙政园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是按园主的要求来设计的，它在很大程度就是园主因仕途失意而郁积于心中的悲情的物化形态，因其在艺术上最得秋韵之致，故素享美盛之誉，乃至于有“天下园林之母”的称号。

 

如果说苏州园林可以代表中国园林，而拙政园又可以代表苏州园林的话，那末，中国园林作为中国人艺术思想的外化形式和审美意识的对象化，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美学上的悲秋情结。

 

所以，我常劝欲游苏州园林者，当选择在秋季，特别是秋雨正浓之时，因其内在之秋韵与外在之秋韵正相合也，故为游园之最佳时机。若在春光明媚之际来游苏州园林，就无以得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效果。

 

“红楼”与“梁祝”之“悲”同名而异实

 

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精华中之精华的《红楼梦》，它其实也是和拙政园一样是属于同类艺术作品，尽管它看起来似乎象是一个悲剧作品。

 

《红楼梦》固然具有“悲”的性质，但其“悲”绝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悲”：

 

《梁祝》之“悲”是发生在梁祝之间，因其未能如愿在生前成婚，故为而悲，但他们却在死后终于结成连理，这说明其悲运最终是逆转了的，所以是属于悲剧范畴，其与后羿嫦蛾、牛朗织女的悲剧实属同类；

 

《红楼梦》之“悲”则是发生在黛宝之间，因其未能如愿成婚，故而为悲，然其悲运并未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时来运转”，故不属于悲剧范畴，而实属于悲秋范畴，即黛玉与宝玉因其未能如愿成婚而皆有无穷悲愤郁积于心中——黛玉的葬花与宝玉的哭灵，正是这种悲情最为典型的释放形式。这种悲情的释放，看起来是黛、宝的行为，其实这只是其作为艺术形象的一种表演性行为，它所表演的内容，其实是其书作者的悲情。因其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某种不幸命运，故有无穷悲愤郁积于心中，遂发之于言，这才有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

 

结语

 

“《楚辞》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又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盖气至秋而肃杀，物至秋而悲伤，故凡当天道反覆，人事变乱之际，士君子有无穷悲愤郁积于中而发之于言者，皆可以秋名之，而不系乎其时也。”（《归庄集》卷三《梁公狄秋怀诗序》。按：归庄系明代大文豪归有光之曾孙，为顾炎武的同乡同学，曾被乡人称为“归奇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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