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与蒋科学讨论庄子哲学能否被理解为极端个人主义的问题,他以为不能作这样的理解,作这样的理解是受官方哲学的影响太深造成的,我则认为对同一对象可以作多维度的考察和多种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作为一个特定的观察者和理解者,他总要以某种概念或理论作为它的思想背景和逻辑前提,在没有任何思想背景和逻辑前提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观察性和解释性的学术研究的。至于用诸如“个人主义”、“存在主义”之类的现代术语来加以评判,这与是否受官方哲学影响是毫无关系的。这类评判犹如用“哲学”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中国古代的某些思想一样——中国固无“哲学”之名,为什么非要把这些思想说成“哲学”呢?这类现象是思想史研究中必然存在的,属于解释学现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蒋科学还如此质疑我的观点: “不去實際修行,怎知道無法達到自在之境?”我说,这样提问就犹如问:“科学未经某种实验,怎知上帝不能创造世界”?您可以在信仰范围内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但在理性范围内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理性来否定上帝创造世界。根据我的理性来判断,“逍遥”之境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真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庄子》之书就没有问世的可能了,因为按照庄子哲学的逻辑,“逍遥”之境里至少是“齐万物”、“齐是非”的,而《庄子》之书无论如何都是在“辨万物”、“明是非”,即坚持某种价值标准来肯定某种思想和否定某种思想。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玄学家王弼,他曾评论说,孔子高明于老子,孔子是“圣人”,而老子却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王弼的理由是“圣人体无”,而“无”(即“道”)是不可言说的,因其不可言说,所以孔子只说“有”而不说“无”,这正是表明了孔子是“体无”的“圣人”;反之,老子却是“无”不离嘴,这恰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体无”,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圣人”。
其实,庄子亦是如王弼眼中的老子,庄子嘴上说“逍遥”,这恰恰是他没有达到他所描述的“逍遥”之境的表现,因为“逍遥”之境亦如王弼所说的“体无”之境,到了这个境界就只能说“有”而不能说“无”,只能说“随俗”而不能说“逍遥”了——进言之,应该是什么都不说,如“天何言哉”一般。
王弼的玄学之境是“应物而无累于物”。在他看来,达到了这个境界,就是“圣人”了。王弼说,何晏的“圣人无情”之说是不靠谱的,因为当孔子听到自己的得意门生颜渊去世的消息时,孔子也曾显示了他的悲情,这是“圣人有情”的明证!只是孔子作为“圣人”,他是“应物而无累于物”:闻颜渊去世而悲,这是“应物”的表现;但他能“以情从理”而保持“哀而不伤”,这是“无累于物”的表现。
王弼说,如果因为“圣人”于物“无累”,就认为“圣人无情”,乃是“失之多矣”!何晏原本也曾打算注《老子》,但看了王弼的《老子注》,他自觉思想水平不及王弼,就决定不再注《老子》,而是另写了《道德论》一书(按:此书已佚)。
我对王弼以孔子只说“有”不说“无”为由而断言孔子是“体无”的“圣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这样说,至少在逻辑上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对他的“应物而无累于物”之说却向来推崇备至。我觉得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玄学之境既高于道家之老、庄,也高于儒家之孔、孟。老、庄是偏于“无累于物”,而陷于庄子所自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的“无人之情”之境,是不合人之常情的;孔、孟是偏于“应物”,而陷于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境,这未免“累于物”了,如此活着岂不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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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所不能和科学之所能——答陈儒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