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庸”，人们总习惯于把它和儒家联系在一起，似乎“中庸”是儒家的专利品。其实不然。

 

“中庸”是“以中为常”，即以平衡为宇宙变化之道。平衡是对立面之间互不相胜的均势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对立面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和”。“中”是“和”的根据，唯对立诸方其势均衡而互不相胜，其关系才能和谐。“和”是“中”的体现。“和”与“中”的这种关系可用“体用”关系来表达，即“中”为“体”，而“和”为“用”，其“体用如一”，是为“中和”。《中庸》所谓“致中和”的思想，正是鉴于“中”“和”之间“体用如一”的关系，要求人们把“中”与“和”结合起来，持“中”以求“和”，取“和”以显“中”，如此则体用兼备，反是则体用俱废。

 

“中庸”思想产生于春秋时代，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于铁器逐渐被运用到产生领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起来，由此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以至于儒家鼻祖孔子深感“不患贫，患不均”也。孔子“均贫富”的经济思想，在道家鼻祖老子那里亦是颇为明显的。老子指出：“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里所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是指当时社会的剥削制度（“人之道”）而言，在这种制度下，贫者被富者剥削，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正是针对这种贫富日显其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老子乃主张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来取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并把这种“道”（社会制度）的变革寄托于“有道者”，认为“唯有道者”才能把自己有余的（财富）贡献给天下的人。

 

毫无疑问，孔子和老子在对贫富关系问题上的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因其如此，故孔子提倡“中庸”，老子则提倡“常道”。看起来“中庸”和“常道”似乎不相干，其实老子的“常道”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这样的“道”无疑应该被理解为“中道”即均衡之道或平衡之道，它与孔子的“中庸”毫无二致——老子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就更说明了其“常道”确乎不过是“中道”。

 

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是从贫富不均而日显其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出发，要求政府推行“均贫富”的经济政策，以求社会关系的和谐。

 

只是老子的“常道”思想与孔子的“中庸”思想又有所区别，其根本区别就在于：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宗法伦理观念，其“中”之与否乃是以“礼”和“仁”的客观标准的——“礼”是人外在的视、听、言、动是否持“中”的标准；“仁”是人内在的心灵是否持“中”的标准。

 

反之，老子的“常道”思想却是基于“道法自然”的反宗法伦理观念——“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故其“常”（即“中”）之与否是以“自然”为标准的。“自然”既是人的言行是否持“中”的标准，又是人的心灵是否持“中”的标准。人的言行合于“自然”，则谓之“无为”；人的心灵合于“自然”，则谓之“无欲”。

 

然而，其异中又有其同者，即老子和孔子都提倡“和”——老子谓“知和曰常”，孔子谓“和而不同”.

 

只是,老子所讲的“和”是就阴阳之气而言，即所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冲气”，乃是冲阴阳之气；“和”则是“冲气”所达到的阴阳之气相调和。老子认为，人要达到其体内阴阳之气的调和，以至于像婴儿一样“和之至”，就应该做到“心不使气”，因“心使气曰强”也。故“冲气”的实质乃是“心不使气”，犹今言所谓“不动气”或“不生气”，是为“虚极”、“静笃”之心境也。要之，老子是偏重在人的心灵上去讲“和”的，这种心灵之“和”要求人心“无欲”。孔子则是偏重在人际关系上去讲“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就说明了这一点——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更助证了这一点。

 

然则，老子的“中道”思想实在强调顺乎“自然”的“心平气和”，孔子的“中道”思想则在于强调顺乎“礼义”的“人和”。

 

在老子看来，没有每个人的“心平气和”，便不可能有天下的“人和”；

 

而在孔子看来，没有天下的“人和”，也就没有每个人的“心平气和”。老子所重者在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孔子所重者在社会对个人的影响。

 

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即并非老子完全不讲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也并非孔子完全不讲个人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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