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它是社会需要的，它就能产生和发展；反之，社会不需要的学问，是不会产生和发展的。

       社会需要对于个人来说是客观的，这种客观需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容，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是变化和发展。社会需要的变化和发展，决定了各种学问的兴衰存亡和新陈代谢。

        任何一门学问的建立，最初都是由极少数学者甚至某个学者所为。这些或这个学者所创立的学问能否获得发展，取决于其创立者对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把握是否准确。与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新学问，必能得到发展，反之，则必不能得到发展。

       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两件事：要么是创建新学问，要么是发展既有的学问。如果是创建新学问，就必须研究社会需要，努力准确地把握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做学问，而且是创建新学问的必要前提。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创建新学问者，都是学术的引领者，是学术大家或学术大师。当他们在作这样的研究时，他们所考虑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其私人的需要；他们是超越自己的私人利益去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也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创立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新学问，使这种学问有发展前途。

        对于一般的或普通的学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是发展既有的学问。当他们在从事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且能够推动其学问事业的发展时，他们也是超越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去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为了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其未来发展需要而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因为如此并且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把本领域的学问事业推向前进。

        要而言之，真正的学者都是把社会的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也只有从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去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学者，才是真学者。反之，一个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从这种私利出发去从事其学术的学者，就不是真学者，当然他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也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他们只是靠这种貌似学术的活动来混饭吃罢了。真正的学者是从来不会刻意去追求名利和物质享受的，虽然也不见得他们一定就拒绝名利抑或拒绝物质享受。淡泊名利，而爱自己的学问事业胜过对其他一切的情感，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中，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真学者的共性特征。

       因此，想要做一个真学者，必要热爱学术，把自己的学问事业看得如上帝般的至高无上，以宗教徒对自己所信仰的神灵的诚心和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中。如果把从事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这就象拜佛只是为了祈求佛祖成全其生子或发财之愿的临时抱佛脚者，后者不是真的佛教徒，前者也不是真学者。

       但是，尽管学者自己应该如上述那样来看待学术，看待个人名利，学者的管理者却不能因为真学者是淡泊名利而一心做学问的君子，就把这些君子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来看待，恰恰相反，这些学者越是表现得如圣人般的君子，他们的管理者就越要把这些君子当作怀利小人来看待，以小人之心来度其君子之腹，知道这些君子其实和小人一样，也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并且名利、金钱对他们的意义和对小人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虽然其具体意义存在着一定差异。

        对学者来说，名利、金钱意味着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一个学者是否有名有利有钱，这在客观上影响到甚至于决定着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受到的尊重程度之高低、工作条件之优劣和生活待遇之好坏。作为学者的管理者，他们决不应该去想象，一个学者可以在既不受人尊重，工作条件又恶劣，生活待遇还很差的情况下，还能一心一意做学问，甚至还做出大学问来。

        对于那些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真学者，学者的管理者必须把他们当小人来看待，千方百计地以满足小人之欲的办法来对待这些君子，处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宁可得罪那些真小人，也决不要得罪这些伪小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学者的管理者普遍的做法，恰恰就因为那些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真学者淡泊名利，从而无心也不善于争名夺利，就欺负这些名利场中的老实人；相反，对那些指靠学术来成就其私人名利的伪学者、真小人，却唯恐得罪他们，更经不住他们为争名夺利所施展的种种“攻关”手段的“进攻”，于是，常常把他们本不该得的名利给了他们，如此来满足他们的小人之欲，同时也为这些管理者自己免除麻烦甚至获得某种利益。

       其实，对于学者的管理者来说，学术界中表现得越是象小人的人，就越要把他们当真君子来看待，当其表现到已然是唯利是图的真小人时，就得把他们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来看待了——学术界中的名利同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当然是毫无关系，也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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